郭述申，原名郭树勋，90年的人生之旅，经历了中国近现代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在其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襟怀坦荡、刚直不阿；艰苦朴素、清正廉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

     1904年12月27日，郭述申生于湖北省孝感县城关镇小东门外万福庵村的一个贫民家庭，幼名季华，上中学时取名树勋，号耀珊，1930年4月任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书记时改名述申，抗日战争时期曾用化名李震寰。
   郭述申年幼时，其父郭秀夫以坐馆讲学为业。每年寒冬腊月学生放假之际，秀夫老人便走乡串镇书写春联，以聊补无米之炊。逢年过节，债主临门，索债者声色俱厉，拍桌打椅，其父则忍气吞声，求告宽延。这些都在述申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11年，郭述申发蒙读书。两年后，父亲将家迁至城东文昌阁，仍设馆教书。郭述申便与馆里的学生们一起攻读四书五经。1916年夏，郭秀夫受聘到武昌一位名中医家任家庭教师，郭述申随同前往。白天，郭述申与中医之子去私立勺庭中学读书，晚上又一起在医生家听父亲讲授经书。当时家庭教师的薪俸微薄，父亲的收人仅够父子二人糊口，因无钱购买中学课本，郭述申的课本都是由大哥郭汉勋抄写的。
   1918年秋，郭述申考入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附中不久，家境愈趋艰难。郭述申在附中3年的费用全靠借贷和典当筹措。此时，少年郭述申开始了思考为什么辛亥革命成功多年人民还处在饥寒交迫之中，为什么中华民族屡受列强的欺侮和掠夺这样的问题，从而开始将家庭的不幸和民族的灾难联系在一起。在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他也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由于他当时只注意到中国是个以农立国的国家，认为只有发展农业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所以他接受了“农业救国”的思想。
   为了实现“农业救国”的志愿，郭述申于1921年春中学毕业以后便由亲戚资助去北京投考农业专科学校，结果未被录取。翌年2月，他又赴南京高师附中补习，准备投考南京高师的农学专业。适逢南京高师易名为东南大学，宣布取消公费，昂贵的入学费用使郭述申只得放弃报考东南大学农学专业的初衷，决定返回武昌。
   在南京时，由同乡李国琛介绍，郭述申认识了黄梅籍进步青年宛希俨，参加了宛组织的“读书互助社”。不久，李国琛又介绍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以后，郭述申于5月5日在玄武湖的游船上听了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杨杏佛为纪念马克思诞辰发表的讲演，生平第一次听到“剩余价值” “社会主义”两个新鲜名词，但当时他还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
   秋天，郭述申返回武昌报考与农业科系相近的国立武昌高师生物学系，以初试和复试两个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跨进了高师的校门。
    郭述申到武昌高师读书时，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尽管他当时已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由于高师尚未建立中共党组织（该校到1925年5月才成立中共支部），团组织的活动也没有经常开展，因此，对他当时的思想影响最大的则是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形式的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建立带来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在汹涌澎湃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推动和团组织的关怀下，郭述申进校不久便开始阅读《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不久又有幸结识了陈潭秋和董必武等著名的共产党人。
   革命刊物的启迪和共产党人的教诲，加之他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残酷镇压“二七”大罢工的严酷事实，使他明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长期统治才是造成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仅靠发展农业是挽救不了的。后来，他还陆续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尤其是1924年秋聆听了李大钊在一次讲演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是观察、认识社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的观点，使他深受启发，认为中国只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能有出路。
   到民众中去，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际工作，是一个革命者成长的必经之路。从1923年暑假开始，郭述申便在孝感联络了姐夫胡锡奎和进步学生屠义田等人，商议创办暑期学校，迈出了“到民众中去”的第一步。当时的孝感县城，经济萧条，政治沉闷，许多人对开办暑假学校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嘲笑非议。郭述申与胡锡奎等人以饱满的激情和坚定的决心，四处奔走，多方求援，终于赢得了包括县知事在内的各界人士的赞同和支持，使暑期学校在城关考棚小学内挂牌开课了。胡锡奎担任校长，几名从北京、武汉等地回乡度假的学生受聘任教，共招收了120名失学、失业青年。学生们除了补习国语、算术和常识等文化知识外，还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开展一些社会调查。
   第一期结束以后，暑期学校又于次年和第3年暑假举办了第二期，第三期，受到了孝感群众的普遍称赞。郭述申和胡锡奎等人还在武昌《江声日报》副刊上编发了9期《孝感暑期学校校刊》，学校影响逐年扩大，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在举办第三期时，郭述申等学校负责人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向孝感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方面，组织学生到街头巷尾演讲，控诉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血腥罪行，号召孝感人民群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行列。9月7日是辛丑条约签订24周年的国耻纪念日，这一天学校组织了近千名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这是孝感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启发了孝感民众的觉悟，使孝感人民受到一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教育。
   在高师学习的4年中，郭述申不仅利用假期回孝感从事革命实践活动，在校期间也时刻关心和过问国家大事，积极投身于校内外的社会活动。1923年秋季开学不久，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也波及了高师校园。这场论战实质上是一次新旧思想的交锋。为了宣传科学和民主，郭述申和同学们组织了“生物学会”，并在《江声日报》副刊上开辟了《生物周刊》专栏。在负责主编周刊期间，郭述申还接连为周刊撰写发表了《植物与人生》《本刊的任务》《细菌谈》《赫胥黎HUXLEV之百年纪念》等文章。在《本刊的任务》一文中，他指出中国除了急需要清明政治外，还需要科学。但是，清明的政治从何而来？他在此时致友人杨玉清的信中写道：“我们大家更要奋力燃着希望的火焰，共趋光明之途！。”
    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以后，由于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国民党的影响增强，成为当时进步青年汇聚的中心。1924年秋，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钱介磐的介绍，郭述申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担任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委员会委员。当时，湖北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工作是由共产党员董必武主持的，郭述申因多次列席省党部的会议，从而接触和认识了董必武。董必武也十分关心他的成长，告诫他要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并经常推荐他参加一些革命组织的活动和出席一些会议，还多次安排他去基层从事革命实践活动。董必武的关心爱护是郭述申早期在政治上进步的重要原因。
   就在郭述申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同时，湖北省政府决定将国立武昌师范大学（高师改名）再改名为省立武昌大学，并撤换了原校长张继熙，准备由省政府另外委任新校长。省政府的决定遭到全校师生的一致反对。郭述申立即投入了斗争的行列，他与学生会其他负责人一起率领请愿学生到省府门前静坐示威，迫使省长肖耀南收回成命，武师大改为国立武昌大学，但校长人选仍没有结果。是年初冬，郭述申作为武昌大学学生会代表之一赴上海聘请张子高出任校长，未果返汉，又转道赴北京与教育部交涉，达成了聘请湖北知名人士、老同盟会员石瑛为校长的协议。
   郭述申从北京返汉时，恰逢武昌社会各界酝酿成立国民会议湖北促成会。12月14日，促成会成立，21日在汉口召开代表大会，成立执委会，郭述申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与共产党员钱介磐等人当选为执行委员，郭述申还被推举为次年春在北京召开的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翌年3月1日，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郭述申与何恐、刘蔚如3人代表湖北促成会出席。会上，湖北代表提交了《反对段执政借款金法朗》一案，并由郭述申在大会上发言，陈述反对段祺瑞政府向法国借款的理由，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郭述申和代表们参加了北京各界追悼孙中山的悼念活动。
   1925年初夏，武昌大学学生会邀请胡适到校讲演，郭述申作为学生会代表在校内的风雨操场主持了演讲会。胡适在演讲中大谈青年要以读书为本，不要参加政治活动，又说歌德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正是由于他闭门读书，不问政治的结果。胡适讲演结束，郭述申当即在会上发言，他说：在我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封建主义压迫的时候，青年学生们既要发奋读书，又要过问国家大事。
   不久，从上海传来五卅惨案的消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暴行激起了国内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怒潮在湖北武汉地区迅速掀起。武汉工商学各界在董必武等人的领导下，纷纷举行罢市、罢工、罢课活动，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从6月2日开始，郭述申与武昌大学的几千名学生义愤填膺地离开课堂，走出校园，奔走街头游行示威，开展反帝宣传。
   这时，郭述申已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但由于他在此之前未接受过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所以对共产党缺乏理性认识，尤其对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还不能辨识，在思想上尚未成熟到自觉要求入党的程度。是年秋季开学以后，面临着毕业与就业问题，他感到应该集中一段时间和精力抓学业，社会活动过多，时间和精力难以集中，于是，他决定退出一个党组织的活动。
   由于他当时并不了解自己经常接触的一些优秀的国民党员如董必武、钱介磐等人实际都是共产党员这个事实，结果申请退出了共产党。退党以后，经过一年的斗争实践，使他认识到当时自己的这一决定是非常错误的。他曾于1927年春在致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革命斗争的前线上后退了一步”，指的就是退党这件错事。
   1926年春季，因家中无力继续供给在校的费用，等不到毕业，郭述申便被迫离开了武昌大学，来到了河南省许昌第14中学受聘任博物学教师。在中学任教期间，他同进步教师谷迂乔一起进行革命活动，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后因患病，于暑假期间返回孝感。
    1926年9月上旬，北伐军相继攻克汉阳、汉口，直系军阀盘踞的武昌城陷入北伐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此时，正在孝感养病的郭述申不等痊愈，便应召赶往汉口，投入了组织、动员民众声援北伐军攻打武昌的斗争。10月10日，武昌光复，郭述申随同省党部迁往武昌，担任了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秘书，后又改任武昌市党部主任委员，在处理大量日常党务工作的同时，他还协助省党部执委、共产党员钱介磐举办省党部党务干部学校，并兼任授课教师，主讲帝国主义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等课程。
   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空前高涨起来。在中共湖北地区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努力下，全省建立了县农协22个，农协会员近30万人。农协成为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迅速建立省级农协组织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议事日程。经董必武等人推荐，郭述申于是年初冬担任了省第一次农协代表大会筹委会委员，参与了紧张的筹备工作，被指定为大会秘书处宣传科主任。
   随着国民革命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全国革命的中心开始向武汉转移。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全国农协委员长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并在武昌筹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扩大为中央农讲所）。1927年1月5日， 湖北省党部在汉口召开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支持毛泽东来武昌开办农讲所，并选派了筹备委员，选定了校址，划拨了开办经费，还代招了200名湖北籍学生。郭述申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参与了部分筹建工作。
   3月4日，省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郭述申与另外183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全省40余县农协组织、81万名农协会员。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掌握农村政权、建立农民武装、解决土地问题、加强工农联合等决议，选举产生了省农协执委会，郭述申当选为候补执委。22日，代表大会闭幕，执委会第一次全会召开，郭述申又被推选为省农协常委兼教育部部长。
   省农协首次代表大会以后，湖北全省的农民运动愈益高涨，农村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荆楚大地。从4月中旬开始，郭述申便以省农协教育部部长的身份创办了省农协合作训练班，并着手筹办省乡村师范学校。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荡涤了农村封建社会的污泥浊水，也遭到了反动地主阶级的极端仇视和疯狂反扑。就在省农协首次代表会召开以后不久，麻城县土豪劣绅的反动头目王九聋子、丁岳屏等人勾结了毗邻的河南光山县反动民团及红枪会徒共1万余人，从光山窜回麻城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他们在农民运动最高涨的乘马岗、顺河集等地捣毁了农协会址，捕杀农协干部和革命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麻城惨案”。
   面临这一严峻形势，中共麻城县委立即派县农协自卫队长、共产党员王树声赶赴武昌求援，董必武当即主持召开了有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和省农协等单位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主张组织力量坚决地把反革命暴乱镇压下去，严惩策划惨案的主谋。会议决定，由省农协代表郭述申、省党部代表丁涛奄、省政府代表刘云庭3人组成“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立即赴麻城调查。
   4月22日，郭述申等人来到麻城。在听取了县党部等有关方面的汇报之后，郭述申便提议同中共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以及刘义蔚、刘象明等人商定消灭盘踞在乘马岗的反动武装的办法。由于县农协自卫队没有火药武器，会议还决定联合县民团攻打乘马岗。是夜黄昏，以梭镖为武器的县农民自卫队和以郑其玉为团长的县民团从县城向乘马岗进发。不料，在行军途中，郑其玉乘人不备带着民团从岔路溜走了。面临着寡不敌众的严峻局势，郭述申与王树声率领自卫队连夜返回县城。
   自卫队返回县城时，国民党麻城县长早已潜逃，城内陷入一片混乱。为了稳定局势，郭述申果断地决定以调查委员会代行县政府职权，并调集县城周围的农民自卫队进城守卫。自卫队刚进城，乘马岗等地的反动头目便率领着2000余名红枪会匪徒包围了县城，一连数日，乘夜进攻。在郭述申和王树声等人指挥下，守城队员奋勇抗击，坚守了7天7夜，打死了王九聋子等几名会首，镇压了在城内乘机破坏的地痞罗偏头，敌人终于被迫撤退，守城战斗取得了胜利。县城虽然暂时解围，但形势依然严峻。于是，郭述申火速返回武昌向董必武汇报，在董必武和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调遣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300余名学生军和省政府警卫团的一个营以及黄安警备队驰援麻城，在当地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大举反攻，镇压了乘马岗的反动武装，把河南反动枪会赶出了湖北。
   就在“麻城惨案”发生前夕，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实行空前野蛮的大屠杀。为了支持中国的革命斗争，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劳动会议于5月底在汉口召开。郭述申以湖北省农协常委的身份出席了在普海春饭店举行的欢迎劳动会代表的聚会，聆听了全国农协总干事毛泽东的讲演，对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聚会之后，郭述申于6月初被派湖北农运模范县黄冈去考察农村合作社并巡视农协工作。
   在考察和巡视中，他不仅看到了农民高涨的革命热情、农协的重要地位，也目睹了湖北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在回龙山，他出席了乡农协召开的群众集会，讲述了他在考察、巡视时所受到的鼓舞和教育。通过麻城的斗争实践和黄冈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在普海春饭店聚会上聆听了有关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的精辟论断之后，他开始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从而澄清了以往的一些模糊观念，认识了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决心要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6月下旬，当他从黄冈返回武昌时，便郑重地向中共湖北省委提出了重新加入共产党的申请。第3天，陈潭秋通知他，省委已批准了他的申请，并指定他为省农协党团（即后来的党组）成员。
    1927年7月底，遵照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郭述申离开省农协，担任了中共京汉路区特委书记，负责组织和领导京汉铁路南段应山、孝感、安陆、云梦、黄陂、应城6县的秋收暴动。八七会议之后，他从武汉返回家乡孝感，在城关镇北池郭家宅内建立了特委秘密联络点。联络点得到了父亲郭秀夫、胞姐郭鸿勋、郭雁勋的支持与保护，郭秀夫为了保护联络点还曾遭到反动派的逮捕关押，但始终不悔。
   为了贯彻省委关于立即组织应山暴动的意图，郭述申多次赴应山城关和广水镇等地实地考察，并在城关建立了特委机关。鉴于应山城关敌我力量悬殊、一时难以发动武装暴动，他便于9月向省委写出书面报告，建议将暴动的指挥地点移至距县城以东15公里的广水镇。省委回信仍要求特委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大暴动。郭述申和应山县委负责人贯彻了省委的指示，他们以柴家岗为中心，秘密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建立和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制定了于10月20日以内外配合的形式进城歼灭仅有几十人枪的县国民党武装的暴动计划。计划上报以后，省委立即派遣邓雅声到应山接替郭述申任特委书记，领导暴动。正当暴动准备工作加紧进行的时候，国民党正规部队突然于9月底进驻应山县城，特委被迫取消了原定的行动计划，将工作重点转向了农村。此时，特委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力图贯彻省委的暴动意图，于是在1927年底至次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多次组织农民武装袭击地主民团、破坏铁路交通，斗争处决土豪劣绅，并于1928年1月组织了应山年关暴动。暴动之后，国民党反动军警四处捕捉郭述申，加之省委遭受破坏，邓雅声在汉口被捕牺牲，郭述申的处境十分危险。于是，他决定暂时离开湖北，赴上海找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接待了他，并决定派遣他去河南省工作。
   从1928年3月至1930年2月的两年时间里，郭述申的主要革命活动是来往于上海与河南之间，沟通中共河南省委与党中央的联系。其间4次赴上海汇报，3次到豫东南巡视，先后担任过郑州市委书记、豫东南特委书记、河南省委委员以及河南省委巡视员、中共中央巡视员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起草了给党中央的《巡视豫东南报告》《关于商城及32师党内纠份问题等报告》，对于恢复和创建豫东南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作出了贡献。
   1930 年2月中旬，郭述申再次到达上海，向党中央作了关于第三次巡视豫东南情况及商城问题的报告，受到党中央的重视。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亲自听取了汇报，并告诉郭述申待党中央研究后再对有关问题作出正式决定。这是郭述申第一次与周恩来相识。
   1930年2月25日，周恩来召集在沪的郭述申，许继慎和熊受暄3人开会，向他们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建立鄂豫皖边特委，统一鄂豫皖3省边界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建立红军第一军军部，统一3省边界地区红军的指挥。郭述申等3人接受了党中央的上述决定之后，感觉到鄂豫皖地区的革命运动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心情格外激动，于是，立即离开上海，取道武汉、信阳，直奔鄂豫边界。
   3月17日，党中央发文任命郭述申为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书记。特委属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辖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商城、光山、潢川、六安、英山、霍山等18个县的党组织；18日，又向鄂豫皖边特委和鄂东北红三十七师、豫东南红三十二师、皖西北红三十三师发出指示，决定将上述红军部队统一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由许继慎、曹大骏分任军长、政委，熊受暄任军政治部主任。
   郭述申接到党中央的指示之后，立即于3月20日在黄安县北部之箭厂河（今属河南省新县）主持召开了原鄂豫边区特委会议，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组成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特委成立之后，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组建了红一军军部，将原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分别改编为红一军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全军共2100余人。6月下旬，特委又在光山县王湾召开了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后称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当选为主席。至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郭述申领导下，鄂豫皖边特委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等各项重要指示，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在军事斗争、根据地政权和党组织的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军事斗争方面， 特委配合鄂豫皖边军委先后取得了霍山、 英山、阳平口、花园、四姑墩等战斗的胜利，共歼敌7000余人；红一军由组建时的21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武器装备得到了显著改善；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有了进一步加强，作战形式也由小规模的游击战向较大规模的游击性的运动战过渡。
   在政权建设方面，先后成立了霍山、黄冈、孝感、潢川以及陂孝北、陂安南等县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开辟了英（山）霍（山）边、六（安）霍（山）、黄土岗等新区。全边区的党组织也迅速壮大，仅鄂豫两省边区（不含皖西北）就先后建立了9个县委、281个党支部、29个中心支部。党员人数也比特委建立前增加了24倍，达到4476人（不含红军党员）。在特委和苏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的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和地方武装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该苏区列为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
   为了扩展和巩固根据地的胜利成果，郭述申在致力于党政组织建设的同时，还领导特委积极配合、支持红一军开展军事斗争。郭述申本人曾于是年6月上旬先后两次去红一军第一师师部，代表特委同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徐向前召开特委与红一师党委联席会议，讨论出击京汉路南段的作战方案和特委的行动计划。
   中旬，红军开始出击，特委密切配合，组织了红色补充师等地方武装和工作队随红军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出击战役，使红军在3个月内先后攻占了杨家寨、阳平口、花园、云梦等城镇，共歼敌1个团2个连，俘敌1400余人。与此同时，特委还积极配合师党委大力开展扩红运动，动员赤卫队员和农村青年参加红军，使该师从出击前的800人猛增至3000余人。
   10月下旬，红一军占领罗山县以后，郭述申又由倪志亮陪同，专程来到罗山潘新店，会见了许继慎、曹大骏、徐向前等红一军领导人，向他们介绍了苏区和黄安南部敌人的动态，要求红一军主力向南行动，肃清苏区内部和鄂东南地区的敌军。红一军党委经过研究后同意了特系的要求，随即南下，连续在黄陂姚家集、黄安、谢店、新洲打了4仗，一举占领了新洲，歼灭了敌军第二混战旅的两个团，缴获了大批的枪械弹药和军需物资。红一军此次南下作战，震慑了盘踞在武汉的敌军指挥机关，打乱了敌人正在组织的“围剿”部署，为根据地军民赢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争取了准备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党内“左”的倾向开始抬头，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致使党中央在给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一军的指示中，亦包含了许多“左”的意见。3月22日，党中央在给特委的指示信中曾批评鄂豫皖边特委的路线“整个是右倾的”，把执行“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政策指责为“富农路线” “十足的机会主义”。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在“立三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给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一军的任务是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暴动，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
   在这些错误指示的指导下，特委曾于6月底，在黄安莲花背召开了会议，传达了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政治局决议。8月，中共中央特派员聂鸿钧到达鄂东北，代表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要求特委立即执行“配合全国总暴动”的指示。特委随即在祝家楼召开会议，将特委各级党组织改组为“行动委员会”，特委则与红一军前敌委员会联合组成以曹大骏为总负责人的“京汉特区行动委员会”，红一军也准备攻打鄂豫边界的中心城市信阳。
   9月13日，特委召开了常委会，5天后发出了《边界通告第十五号》。该《通告》根据党的总策略任务，提出了“组织以黄陂、潢川、宋埠为中心的全区总暴动”计划，制定了实施这一计划的中心策略。特委在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下制定的这个《通告》，给鄂豫皖苏区的党组织、红军和根据地建设带来了较大的危害，同时也引起了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的怀疑和反对。
   郭述申后来回忆说：“李立三要我们去打武汉，群众就说料栅（属麻城县的一个小镇）都打不下来，怎能打到武汉呢?”由于错误路线在执行中造成的损失和根据地军民的怀疑和反对，“左”倾错误政策在鄂豫皖的一些地区很快就停止执行，从而使苏区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
   党中央为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于10月18日给鄂豫皖边特委发出了《关于党务、政治、军事的综合指示》。该《指示》下达以后，特委迅速作了传达贯彻，冒险主义的错误影响逐步得到克服。在郭述申和红一军领导人的努力下，红军也改变了攻打豫南中心城市的计划，转头南下作战，取得了新洲等战役的胜利。
   12月，中共中央派到鄂豫皖工作的曾中生抵达黄安，在七里坪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撤销了“京汉特区行动委员会”，将原鄂豫皖边特委改组为鄂豫皖临时特委，曾中生任临时特委书记，郭述申任临时特委委员。
   1931年2月，临时特委在黄安县杨李家湾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建鄂豫皖特委，郭述申任特委组织部部长。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对鄂豫皖苏区的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成员进行全面的改组调整。4月上旬，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相继抵达苏区，5月12日，张国焘在河南省光山县新集镇召开会议，宣布党中央的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组成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隶属分局的鄂豫皖省委。郭述申担任了分局和省委委员、分局和省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又担任了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在此期间，他先后参加了苏区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1931年8月，郭述申调任陂孝北县委书记，9月又调任陂安南县委书记。在陂安南的4个月时间里，他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先念领导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先后在分配土地、扩红拥军和支援黄安战役等工作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多次受到省委的肯定和赞扬。省委书记沈泽民曾亲自执笔在《列宁报》上撰文推广陂安南的经验。沈泽民还将苏区唯一的列宁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送给郭述申。
   黄安战役之后，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党代会于1932年1月在新集召开。郭述申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省委委员。此次党代会决定省委下辖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3个特委（后改称道委），郭述申被任命为皖西北道委书记。
   皖西北是在六（安）霍（山）起义以后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是鄂豫皖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群众组织都有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距离分局、省委和红军主力活动的中心区域新集、七里坪等地较远，加之交通闭塞、山多民困，所以斗争条件更为艰苦。郭述申受命之后，很快奔赴道委机关驻地六安县麻埠镇，并立即发动和组织道区各县群众全力支援红军作战，同时抓住有利时机巩固和扩大皖西北根据地。
   1932年3月20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攻打苏家埠。苏家埠位于六安县西南，西涉淠河，居民逾万，是皖西北敌人的重要据点。为了支援战争，皖西北道委于21日专门下达了《为红军东下告群众书》，号召道区群众积板配合红军行动。战役打响以后，各级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迅速组织了大批担架队、运输队和慰问队给红军做好后勤工作，同时献出了大量的粮食、猪肉、鸡蛋，还组织了地方武装袭扰敌军，仅六安县就组织了2000余名赤卫队员配合红军行动。在皖西北人民的全力支持下，红军在苏家埠战役中取得了歼敌3万余人的空前的重大胜利。
   在这一年的上半年，仅皖西北道区的地方武装便有1个师和1个团的部队相继被编入组建不久的红二十五军，充实了红二十五军的编制序列，壮大了主力红军。与此同时，全道区还建立和健全了8个县的苏维埃政权，道区范围也扩展到了淮河边，形成了东西约200公里、南北150余公里的革命根据地，使皖西北苏区进入了鼎盛时期。
   红四方面军的主动出击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6月中旬，不甘心于失败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决定以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坐镇汉口，调集了30余万人的兵力，分左、中、右3路开始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其中，右路军以8个整编师和2个独立旅组成，重点进攻皖西北地区，司令部就设在六安县城。
   6月14日，敌右路4个师向我淠河一线发起进攻。郭述申等道委领导人率领全区军民英勇抗击强敌，配合主力红军坚持战斗了3个月，终因寡不敌众于9月11日退出道委机关所在地麻埠镇。皖西北反“围剿”斗争的失利，是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全局失利的必然结果。作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顽固执行“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始终拿不出夺取反“围剿”胜利的得力措施，始而盲目轻敌，继而惊慌失措，最终于9月下旬率主力红军仓皇西去。
   主力红军西去以后，郭述申即带着道区机关和两个团的地方武装向鄂东南转移。在西界岭与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和红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率领的第七十九团相遇了。在此严峻的时刻，郭述申与刘士奇、徐海东等人于10月1日在英山县金家铺土门谭召开会议，决定根据分局来信的指示，成立鄂皖工委，郭述申为书记。同时组建红二十七军，刘士奇为军长、郭述申为政委，徐海东为第七十九师师长，全军辖两个师，共4500余人。工委和红二十七军成立以后，采取避强击弱的方针，向东出击，从内线转向了外线，经过一个多月的昼夜行军和连续战斗，同时，还要掩护2万多名跟随红军行进的地方基层干部和群众，于11月初，到达霍山县三里店。
   工委多次采取措施也无法将随军群众组织起来，部队行动时，他们便漫山遍野跟着走，战斗一打响便四处奔跑，严重影响了红军战斗力的充分发挥。鉴于以上原因，工委和红二十七军领导人在三里店开会决定西渡淠河，护送随军的地方干部群众和伤病员返回皖西北根据地。11月18日，终于冲破了敌军的前堵后追，到达金寨县大埠口，返回了皖西北。下旬，工委和红二十七军大部继续西进到达黄安县七里坪附近，与鄂豫皖省委和在该地坚持斗争的红军部队会合了。鄂皖工委撤销，到达七里坪地区的红二十七军部队也编入了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
   鄂皖工委和红二十七军在两个月中先后转战10个县，行程3000余里，牵制和打击了6个师的敌军，歼敌4000余人，保存和锻炼了3000余人的地方武装，为重建红二十五军输送了力量，也为后来组建红二十八军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工委和红二十七军还保护了一大批地方干部、群众和伤病员，为恢复重建皖西北根据地的党政组织和地方武装保存了骨干。
   是年12月，鄂豫皖省委决定恢复皖西北道委，郭述申仍任道委书记。1933年1月，刚组建的红二十八军也开赴皖西北对敌作战。
   郭述申返回皖西北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致力于恢复根据地的工作。他领导道委先后恢复重建了赤城、赤南和六安3个县委和若干工委、区委，并于1933年4月在汤家汇召开了道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重建和整顿了道区各级苏维埃政权以及工会、妇女、少共、赤卫队等群众团体。
   与此同时，郭述申等道委领导还以红二十五军特务营为骨干力量，着手重建皖西北地方武装和开展游击战争，先后组建了3个游击师、1个战斗营和1个游击队。道区各级党政组织和地方武装的恢复，迅速扭转了根据地混乱的社会形势，人心逐渐安定，生产开始回升，以汤家汇、南溪为中心的皖西北根据地呈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1933年6月，蒋介石调动了14个整编师和4个独立旅的兵力进犯皖西北地区。以郭述申为首的皖西北道委领导道区军民开展英勇的反“围剿”斗争。他们采取以外线游击与集中兵力伺机歼敌相结合的正确作战方针，战斗屡屡取得胜利，仅在8月中旬的一次战斗中， 就缴获了一大批大米、军服、猪肉等物资。
   在皖西北反“围剿”斗争中，省委直接领导下的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北地区失利后转移到皖西北，但省委仍不顾敌强我弱的根本事实，以致在敌人增调兵力向皖西北中心区合击“围剿”时，还提出“与土地共存亡的口号，强令红二十五军正面抵抗敌人。经过半个多月的顽强战斗，红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应战的困境，皖西北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最终失利。
   9月底，省委被迫率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郭述申率领红八十二师继续留在皖西北。在省委错误方针的指导下，皖西北道委近一年的努力付之东流，陷入了比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更困难的境地。对此，郭述申深感痛心。他临危受命，在紧急关头再次肩负起领导皖西北革命斗争的重任。
   省委与红二十五军在重返鄂东北途中，遭敌阻截，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的后续部队被迫折回皖西北，并很快与皖西北道委和红八十二师汇合。10月12日，郭述申与徐海东在南溪主持召开道委扩大会议，决定将徐海东所部与红八十二师合编，第2次组建红二十八军，徐海东为军长，郭述申兼军政委，全军共2300余人。
   郭述申于两年前在陂安南与徐海东相识，以后又在红二十七军中并肩战斗过。对于这位著名的红军将领他是十分敬重的。郭述申有丰富政治工作经验，徐海东则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建军之后他俩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根据徐海东的建议，道委制定了红二十八军的的作战方针，即不拼消耗，积极向外线开展游击：寻机歼敌，夺取敌方物资补充自己。依据这一方针，多次作战获胜，极大地鼓舞了皖西北军民的斗志。
   正当红二十八军南下北上频繁游击的紧张时刻，郭述申却患了重病，被迫卧床。徐海东担心将他留在地方上养病会遭敌残害，因此，挑选了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抬着郭述申随军行动。碰上风雨交加的黑夜，部队找不到完好的房屋宿舍，徐海东就亲自将郭述申的担架靠着断垣残壁，并搭上席棚为郭述申挡风避雨。郭述申十分忧虑，担心因照顾自己而影响了全军的战斗行动，几次要求徐海东把自己留在老百姓家里，都被徐海东严词拒绝了。他们在战与火的考验中结下了深厚的生死情谊。1934年1月下旬，在江西瑞金沙洲坝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病中郭述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4月16日，道委率红二十八军在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与军长吴焕先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会师，红二十八军大部编入了红二十五军，郭述申受命担任军政治部主任。5月下旬，省委再次调郭述申返回皖西北，接替吴保才继续担任道委书记。郭述申又一次无条件地服从了省委的安排，离开红二十五军，重返皖西北，并迅速开展了巩固中心区，开辟和扩大边沿区的斗争。
   1934年8月，省委派了一位常委到皖西北检查工作。这位常委是苏区“肃反”政策的坚决推行者，他与省委里的其他一些负责人都不能容忍郭述申曾经抵制捕杀留苏女干部、红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夏玉华指示的行为，从这一成见出发，他便先入为主地错误认为皖西北道委有“放松肃反工作的危险”，以至在皖西北又一次酿成了 “肃反”扩大化的历史冤案。
   这位常委到达皖西北以后，没有认真听取道委负责人的汇报，仅根据“逼供信”所获取的不实之词，就错误地认定吴保才、江求顺等皖西北地区党政军机关的一些负责人是“反革命”，并责令道委立即逮捕他们。实际上，这些人不仅不是反革命分子，而且都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具有实践经验和领导才能的共产党员，是与郭述申在皖西北朝夕与共、并肩战斗的战友和同志。为了保护他们，郭述申果断地站了出来，与这位常委发生了激烈的的争执。
   他曾当面责问这位常委：“一个人的口供不足为凭，你怎么能认定为革命出生入死经过严峻考验的党的领导干部是反革命分子呢？”常委被激怒了，他无法正面回答郭述申的责问，反而无理地压制郭述申：“你肃反不积极，严重右倾。”郭述申立即反驳说：“ 我不是右倾，而是认为肃反必须依据事实，不能只凭一两个人的口供就认定反革命。”后来，吴保才、江求顺等人还是惨遭杀害了。郭述申据理力争未能阻止“肃反”扩大化错误的蔓延。
   就在郭述申与这位常委据理力争的时候，省委于9月间率红二十五军到达了皖西北，听取了这位常委关于检查情况的汇报。省委主要负责人偏听偏信，对郭述申在皖西北所取得的显著成绩视而不见，不顾郭述申先后将呕心沥血组建起来的红二十七军和红二十八军输送给红二十五军的基本事实，也根本认识不到省委还在继续执行错误的肃反政策及其危害，反而无理地指责郭述申“没有执行扩大红军、肃反、整理地方武装、改造苏维埃的任务”“在肃反问题上表现严重机会主义的动摇”等。
   9月28日，省委召开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错误地认定“郭述申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而且是“最主要最明显的代表”。会议撤销了郭述申原任的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的职务，仅安排他回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当了一名宣传科科长。
   省委的错误打击使郭述申陷入逆境。他对错误的肃反政策给苏区的危害深感痛心，但对于因执行错误路线而打击他的同志，他不怨恨，事后还坚持公正地评价他们，以至几十年以后他仍亲笔撰文怀念他们中的去世者，对健在者则经常给予生活上的帮助。
   政治是灵魂，政治工作是军事斗争的生命线。为了塑造人民军队的灵魂，建立我党军事斗争的生命线，郭述申曾呕心沥血，贡献了自己全部聪明才智。
   1934年11月中旬，鄂豫皖省委及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鄂豫边界转移、于12月9日到达陕南丹凤县庾家河。途中，郭述申曾离开军政治部宣传科，担任过二二四团政治处主任，旋即又被任命为军政治部副主任。
   在庾家河，省委召开了第十八次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决定立即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并开始围绕创建以商洛地区为中心的新苏区而开展工作，郭述申应邀列席了这次常委会。会后，他根据省委的要求迅速行动，率领军政治部工作人员在部队继续行进的途中，展开了紧张的颇具声势的宣传活动，连续编印、张贴了一系列传单、布告，如《什么是红军》（12月11日）、《关于商业政策问题》（12 月20日）、《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1935年1月9日）、《穷人不替国民党当侦探，捕杀坚决替国民党当侦探的重犯》（1月30日）、《告国民党士兵书》（2月上旬）等。扩大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
   1935年2月，鄂豫陕省委决定建立鄂陕特委和游击司令部，任命郭述申为特委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委，主要活动于郧县、郧西、旬阳、柞水等鄂陕边界县。在此期间，他做了很多政治思想工作，尤其是在4月中旬随红二十五军主力进抵洛南县城时，他集中精力组织了一场浩大的宣传攻势。他一面带头在群众集会上发表通俗讲演，宣讲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一面应广大群众的要求，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民团头目；开仓放粮，救济穷苦群众，启发和提高了洛南群众对党和红军的认识。5月初，他被调离鄂陕特委，回到了军部。
   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甘肃静宁县城以北的兴隆镇（今属宁夏），并在这里休整了3天。兴隆镇是回族聚居的地区，郭述申根据军政委吴焕先的要求，以主要精力参与领导对部队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的活动。军政治部采取向全军部队颁发《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的规定，在镇上广泛张贴标语、传单、布告和召集当地知名人士及阿訇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政策宣传。要求红军指战员必须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并组织指战员参加助民劳动。
   红军部队的言行使回民深受感动，尤其是红军提出的不打回民土豪，优待回民军队的军官以及号召回族上层人士为民族自决而奋斗等政策，受到了回民统治者和普通回民群众的一致拥护。部队休整结束以后，回民群众纷纷结伴为红军送行，自告奋勇为部队当向导，还有一批当地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由于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给兴隆镇地区的回民群众留下了“红军好”的深刻印象，以至后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路过此地时受到了回民群众的盛情款待。毛泽东热情地称赞了红二十五军在兴隆镇的民族工作。
   1935年9月，军政委、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牺牲以后，鄂豫陕省委重新调整了红二十五军的领导班子，郭述申被任命为军政治部主任。在部队即将进入陕甘根据地中心区时，郭述申率领军政治部，将做好同陕北红军会师前后的政治思想工作列为中心环节，集中精力对全军将士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要求全军明确认识会师以后加强同陕北红军团结奋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反复强调要求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警惕和克服骄傲自满、看不起兄弟部队的情绪。9月16日部队经保安县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1935年9月17日，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在水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撤销了3个军的建制，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郭述申出席了联席会议并当选为陕甘晋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在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以前，以蒋介石、张学良分任正、副总司令的“西北剿总”就已部署了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红十五军团分别于10月上、下旬发起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两战均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军队在西线发起的第三次“围剿”宣告失败。反“围剿”斗争胜利以后，红军部队补充了大批新参军的战士和被解放过来的原东北军士兵。
   为了用革命的纪律教育广大指战员，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宣传科干部刘华清的配合下，将中央红军先遣队带来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的内容编写成歌词，填入曾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调中，创作出一首后来广泛传播、久唱不衰的红军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郭述申对此深表赞许，经他批准，军团机关报《红旗》于10月下旬刊登了这首歌，使其很快在部队传唱开来，对加强部队的纪律教育和密切军民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从此以后，军团政治部更加注重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形成了红十五军团政治工作又一显著的特点。1936年2月东征开始以前，郭述申同军团其他领导人一起，亲自编排和演出文艺节目。
   东征之前，郭述申被党中央任命为红军前敌政治部副主任；东征以后进入红军大学深造半年，又在该校一科工作数月。1937年1月，离开红军大学，担任红三十一军政委。不久，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的决定》，要求全党全军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进行系统的批判。这既是一场严肃的路线斗争，又是一项非常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援西军政委张浩（即林育英）的帮助和红三十一军军长萧克等领导人的支持下，郭述申在红三十一军成功地领导了这场斗争。斗争在4月间全面展开，他一方面引导干部战士坚决揭露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另一方面向干部战士反复宣讲党中央的政策，帮助少数对斗争认识不够的指战员提高认识，同时也注意纠正了斗争中出现的一些缺乏具体分析的做法和过火行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8月初，党中央电令郭述申重返湖北，发动和领导抗日斗争。于是，他离开了红三十一军，于中旬到达西安七贤庄红军办事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
   9月22日，郭述申从西安到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党中央代表董必武。董老向他介绍了湖北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组织状况，交代了工作任务。为了迅速打开工作局面，郭述申首先着手审查和清理湖北已有的党组织。其间，他曾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孝感，找到了胞兄、胞姐等亲属，动员他们将自己的子女共10余人送到了抗日根据地和前线。后来，这批青年除了少数人为国捐躯以外，大多成长为党的干部。
   郭述申从孝感返回汉口以后，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很快建立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郭述申为书记，陶铸为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钱瑛为组织部部长。在省工委领导下，迅速展开了恢复、重建和发展党组织、培训干部和建立统一战线等项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至当年12月24日省工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不仅审查和清理了工委成立以前在鄂西和武汉地区已有的党组织，建立了武汉大学、汉阳兵工厂党支部和几个纱厂的党小组，还在黄安县七里坪举办了两期游击干部培训班和两期青年训练班，共培训了600余人。
   与此同时，省工委还通过石瑛、李范一等省内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关系，在应城汤池开办了农村合作社人员训练班，培训了数百名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的干部。工、农、青、妇等群众工作委员会也筹建就绪。工委还通过黄松龄、孔庚等人士的支持，成立了“湖北省乡村工作促进会”和一些地区分会，在农村广泛发动抗日救亡运动。省工委扩大会议产生了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翌年1月，召开了临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围绕保卫武汉这个中心任务开展群众工作和党的各项工作。1938年初，郭述申等省临委领导人准备在鄂东、鄂中两地发动游击战争，并且陆续派出了一批得力干部分赴两地恢复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培训干部，酝酿建立抗日游击武装。但是，由于王明在长江局极力封锁党中央的声音，使湖北省临委对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关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一无所知， 连毛泽东的报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也被王明封锁了。
   5月22日，徐州失守以后，党中央曾要求武汉地区的党组织迅速将党员骨干和主要干部转移到大别山地区，以加强鄂豫皖边界的抗日斗争。由于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中共中央长江局没有向省临委传达这一重要指示，以致省工委未能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大别山区农村，也未能集中主要精力部署和发动农村的抗日游击战争。
   省临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以后，全省各级党组织相继恢复建立，群众团体的领导机构陆续诞生和健全起来。全省及武汉三镇的群众抗日救亡活动高潮迭起，仅5月1日的纪念大会就汇集了群众8万余人。全省党员数量已从百余名激增到1120人，武汉许多重要厂矿都建立有10多名党员的支部，学校支部也有20多个。为了提高新党员的政治素质，省临委还于5月份在汉口富源里举办了4期党训班，共培训了134名党员干部。
   1938年6月，省临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湖北省委，成员15名，郭述申继续当选为书记。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徐州沦陷后的抗日形势，省委开始将工作重点转向武汉外围的农村，提出并通过了在继续加强城市工作的同时，积极开辟农村工作的方针。省委这一工作重心的转移，推动了武汉郊区和各县党组织的建立，仅6月至8月间，就先后建立了鄂东、鄂中、鄂南等特委和鄂西、鄂北等中心县委，全省党员人数增至3300名，还拥有5000余名乡村工作促进会会员和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培训出的大批骨干。
   9月中旬，郭述申接到党中央要他回延安的通知。到延安后，他列席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他起草了向党中央的汇报材料《关于湖北农村运动与组织工作的报告》，使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抗战初期湖北的政治军事形势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郑位三、郭述申、朱理治、李先念、谭希林等同志为委员。
   11月下旬，郭述申等一行30多人随刘少奇离开延安。12月中旬，经西安到达中原局机关驻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翌年元月以后，郭述申和谭希林继续东进，并在途中会合郑位三，于1月下旬到达安徽省金寨县白水河镇。2月7日至14日，鄂豫皖区党委在白水河召开党代会，由郭述申代表中原局向会议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不久，接党中央电示，要求郭述申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4月，郭述申到达了位于定远县藕塘镇附近的第八团驻地，着手筹建第五支队。从此以后，郭述申的主要精力便倾注于创建和巩固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中。
   皖东地区北临淮河，南濒长江，东、西有淮南、津浦两条铁路穿境而过，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城紧邻其东南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寇入侵之后，不仅先后侵占了南京、徐州、合肥等大中城市，还侵占了铁路沿线的数十座城镇。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李品仙所部也盘踞在这里，蓄意与新四军制造摩擦，敌、我、顽斗争十分复杂。郭述申到达藕塘以后，立即对皖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了调查。
   当他得知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并不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以致江北新四军的部队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做依托时，心情十分忧虑。他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和建议报告了项英、刘少奇，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了，6月中旬，新四军第五支队筹建就绪，同时成立了中共第五支队委员会。支队党委以郭述申、罗炳辉、周骏鸣、方毅等6人组成，郭述申为书记。7月1日，在藕塘附近的安子集，以第四支队八团、挺进团和新四军第三游击纵队合编组建的第五支队宣告成立。支队以罗炳辉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委，下辖第八、第十、第十五团，共3000余人。
   为了巩固和壮大第五支队，实施开辟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计划，郭述申于支队建立之后便集中精力对干部战士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一方面利用多种形式传达贯彻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使支队官兵深刻理会第五支队向路东发展是体现党中央战略决策的重大行动计划，从而激发指战员的使命感；另一方面针对第五支队官兵来自五湖四海的特点，狠抓了部队的团结教育。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配合罗炳辉司令员，制定切实可行的东进计划。8月，郭述申和罗炳辉率八团、十五团和支队机关越过津浦铁路，向路东地区挺进。路东地区包括津浦路东至大运河以西的10个行政县，人口400余万，分属苏、皖两省。五支队到达路东以后，在整顿和加强地方工作的基础上，在来安、盱眙、六合一带建立了基本区，并分兵5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十团于10月亦到达路东），创建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指导中心的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
   为了在路东地区站稳脚跟，郭述申与罗炳辉数次率部与敌作战，曾于9月5日和10月23日两次收复来安县城，共毙伤敌伪少佐以下官兵300余名，粉碎了敌伪妄想将五支队逼退路西的企图。与此同时，在支队党委领导下，支队各级负责人和政治工作部门积极宣传群众，开展统战工作，并配合路东工委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和扩大部队。但是，由于对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独立自主的方针缺乏透彻的理解，致使第五支队的活动和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枪支弹药和粮食服装没有来源。这种较困难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是年底刘少奇来到皖东以后才得以扭转。
   1939年11月底，刘少奇到达定远县大桥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并于12月及翌年1月、2月连续主持召开了3次中原局会议。会议围绕抗日战争中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针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和“华中特殊论”的错误观点，分析了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给皖东乃至整个华中地区带来的危害，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郭述申出席了这次会议，受到了深刻教育。
   中原局会议以后，2月7日，他在半塔集主持召开了第五支队政治工作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和刘少奇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原局关于贯彻党中央方针的一系列决定。会议召开了10天，郭述申组织与会同志就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抗日武装、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以及巩固路东根据地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他还提出了军队的发展方向及实行三结合问题，强调新四军必须服从共产党领导，实行部队正规化、科学化，进一步密切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二七”政工会议是第五支队和皖东根据地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会后，支队党委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地大力扩军，在短期内共组织7个游击队、13个游击中队，全支队由会前的20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并收缴了企图投降顽固派的国民党泗县保安部队的2000余件枪支和大批弹药。与此同时，路东8个县的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并建立了路东联防办事处和8个县的县、区、乡三级抗日民主政权，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组织纷纷恢复和建立，地方游击队迅速发展。联防办事处制定和颁布了《临时施政纲领草案》和惩治汉奸、减租减息等条例，实行了合理负担的经济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使路东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8县连片、拥有100余万人口的较巩固的根据地。不久，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迁到半塔集。
   支队主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发展巩固，使根据地军民团结、斗志旺盛，抗敌反顽斗争捷报频传，尤以半塔集保卫战最为著名。3月初，在蒋介石的亲自策划下，国民党华北地区的顽固派集中了近2万人的部队从东西两面向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四、第五、第六支队进犯。其中，以苏北韩德勤部8个团共万余人的兵力向五支队机关驻地半塔集进攻。
   进攻开始以前，五支队主力已由罗炳辉司令员率领去路西参加反击西线李品仙顽军的战斗，半塔集仅有由郭述申、周骏鸣及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率领的支队机关和留守部队以及地方游击队，总兵力仅有2000人。3月21日拂晓，半塔集保卫战打响，郭述申与邓子恢、周骏鸣一面组织机关人员和留守部队抢占、控制镇周围的制高点，保障司令部与镇周围留守部队的通信联系；一面电告路西主力，请求支援。面对密集的炮火和蜂拥而来的敌军，他们沉着应战，指挥部队击退了敌人数次进攻，顽强地坚守了7天7夜。当战斗进入第3天时，顽军以一个团再次向镇东南的乔王村进攻。乔王村仅有地方游击队40多人，由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指导员刘洁（女）指挥防守。郭述申接到刘洁的报告之后，立即派专人火速送去子弹，并对乔王村的防守作了具体指示。刘洁根据郭述申的指示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将全队组成4个小组，分守4座炮楼进行顽强的抵抗。顽军攻打了1天1夜仍然无法攻占乔王村，又闻我援军将到，只得仓皇撤退。乔王村以一支40余人的地方游击队，牵制了顽军1个团的战绩， 在苏皖地区传为佳话。
   在7天7夜的战斗中，郭述申等人还发动和组织了强大的对敌政治攻势，不断向顽军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为什么打我们?”“弟兄们，调转枪口，留下子弹去打日本鬼子吧！”在我军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顽军士气十分低落。保卫战进入了3月29日，叶飞、陶勇先后率援军到达半塔集地区，罗炳辉司令员也率第五支队主力回师驻地。援军和防守部队内外夹击，向顽军发动全线反击，一举击溃了韩德勤部，共歼灭顽军3000余人。
   半塔集自卫战结束以后，我军迅速接收了路东8县的顽伪政权，在短期内建立和健全各项抗日政权成为根据地建设的头等大事。郭述申从教导大队和支队的民运部门抽调了一批干部， 充实了区、乡两级政权。他们还向主持路东政权建设的邓子恢提出建议，加快建政速度，然后再整顿提高。路东区的建政工作后来受到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夸奖，称皖东根据地的政权最正规。
   7月上旬，郭述申在新铺主持召开了五支队党代会，作出了必须把五支队建设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把军队发展引向上正规化的决定，并将十五团扩编为独一团、独二团，另行组建独三团、独四团，为五支队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的基础。党代会以后，他又出席了中原局会议，被选为出席中共七大的新四军代表。9月初，新四军七大代表启程赴延安。
   郭述申等新四军七大代表，历经7个月的艰难跋涉，于1941年3月抵达延安。回到延安以后，郭述申首先集中一段时间，认真回忆和总结了在皖东领导抗日斗争一年多的经验教训，向党中央写出了《皖东工作的经验教训》。6月间，因七大延期召开，党中央决定留他在延安学习。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他先自学了4个月的党内文件和政治理论书籍，10月，编入以朱德为组长的中央第二学习小组。
   从1942年1月开始到1943年5月的一年多时间里，郭述申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和参加整风。他在系统地学习了党中央规定的一系列整风文件的基础上，根据党的整风精神，全面总结了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回顾了在党内历次重大斗争中的态度和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并对照整风文件进行了严于律已的分析与批判，明确指出：自己在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以前，思想是有过严重斗争的；思想方法上还有主观主义，工作方法不科学，是手工业式的；在工作中缺乏深思熟虑的精神等。这种严于解剖自己和敢于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的品质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2年10月下旬至次年2月，郭述申出席了西北局召开的高干会议。在高干会上，他曾结合整风精神对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会师问题作了发言，强调了对提高原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的政治思想素质、加强与原陕北红军指战员之间的团结的重要性。
   在整风期间，他还结合学习文件写下了一些心得笔记，其中《谈季米特洛夫干部政策》一文，由于观点鲜明，有事实，有分析，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阅后，于1942年8月25日亲笔批示给予了肯定和鼓励。
   1943年5月4日，党中央决定撤销中央研究院，将其人员并入中央党校，组成党校第三部并任命郭述申为三部主任。从那时开始一直到1945年7月，郭述申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和领导三部的整风和审干工作。
   党校三部的 200余名学员，大多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专家学者，如范文澜、艾思奇、郭小川、丁玲、艾青、萧军、刘白羽、陈波儿等。他们原来分别从事哲学、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艺术、新闻以及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因此三部当时被称为“文化人部”。
   三部正式组建后，郭述申与副主任张如心、阎达开和刘芝明十分注意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仅根据知识分子特点引导学员结合思想实际学习整风文件，对照检查，提高认识，而且在后期的审干阶段能始终贯彻既要弄清思想和干部的历史，又要教育和团结同志的方针；同时，在实际工作中既注意研究学员的思想动向，又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因此使三部的整风学习进展较为顺利，审干工作也没有出现严重的过火行为。
   在整风学习阶段，许多学员主动向党组织交心，学习发言踊跃，个人整风总结和自传也写得非常真实、深刻。有一位知名人士对党的纪律的严肃性缺乏理解，郭述申便多次找他谈话，向他讲述革命实践中的许多典型事例，以说明纪律的重要性。
整风期间，郭述申等三部负责人号召学员自觉地以整风精神参加各项生产劳动，并注意在生产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大生产运动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通过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等生产实践亲自体验到劳动人民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思想感情更接近劳动人民，对于以往自身存在的轻视劳动、好高骛远以及主观片面等思想毛病也有所克服。与此同时，三部领导还支持一些从事过文学艺术工作的学员积极参加陕甘宁边区的文艺改革和宣传活动。
   在整风后期的审干阶段，一些知识分子学员对审干中的某些做法不理解，思想上疑虑重重，情绪低落。郭述申发现后便与他们开展广泛的谈心活动，耐心地解释党的政策。为了核实审干材料，他经常骑马外出调查，以致在黑夜里从马上摔了下来。由于对国统区的情况缺乏全面了解和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三部的审干工作在康生“抢救运动”的影响下，初期也出现了一些偏差，错误地批判了某些人，虽然后来根据中央的“九条方针”及时甄别纠正了，但郭述申仍然将此引以为戒，多次表示应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待犯有错误的干部，因而深得三部学员的拥护和好评。许多党内知识分子干部在学习期间，实现了由组织入党到思想入党的转变，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后来在重庆渣滓洞英勇就义的女学员胡南和南下在战场上牺牲的何年等人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1945年4月23至6月11日，郭述申作为华中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中共七大。七大前夕，他还参加了党中央在延安分地区召开的“山头会”，与在延安的原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老同志座谈，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提高了路线觉悟，并从思想上彻底克服了内战时期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产生的“山头主义”的错误思想，增强了党内团结。
    抗战胜利之后，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退据西南一隅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依靠美国的支持，同人民抢夺抗战果实，其争夺重点为全国的工业基地东北。为了掌握有利时机控制东北，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制定了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党中央为了实现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和东北地区的战略目标，决定从华中，华北及延安地区迅速抽调11万部队和2万名干部出关。10月间，原定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干部全部被改派去东北。下旬，郭述申与张闻天、李富春等一行转道山西、河北、热河等省，于11月初抵达沈阳市。郭述申被东北局安排在辽北工作，3日，他到了位于辽吉交界的军事重镇四平市。
   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抓紧东北工作的指示精神，郭述申到达四平的当天， 就在原中共辽北省工委的基础上，组建了辽北省委和省军区，郭述申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军区司令员由倪志亮担任。两天以后，郭述申又主持组建了辽北省政府。11月中旬，驻四平的苏军北撤。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需将四平市移交国民党政府。辽北省委和省军区奉上级指示于11月下旬从四平撤至吉林省梨树县，省政府则于12月初撤至辽宁省昌北县八面城。
   正当辽北省委的工作开始起步的时候，东北战场敌我双方的态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批的国民党部队从关内乘坐美国的飞机、军舰，从天空和海上涌入东北，抢占中心城市。国民党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也先后进驻四平、长春、哈尔滨及齐齐哈尔等大城市。
   根据东北战场的这一形势，党中央接连向东北局发出《关于东北撤出大城市后我党中心任务的指示》《关于准备撤出大城市铁路线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等指示，要求东北局“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东北局命令“西满部队力争控制辽源、洮南、以便控制西满之广大地区”。
   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的上述部署，辽北省党、政、军领导机关于1945的年底北移，准备迁往吉林与黑龙江交界地区的洮南县。途中，郭述申于次年1月12日接到东北局通知，决定撤销辽北省建制，组建吉江省，吉江省党、政、军机关驻地定在洮南。
   1946年1月29日，先期从华中出关的新四军第三师部队收复了被国民党“光复军”占据的洮南城。2月上旬，以郭述申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又文为行署主任、倪志亮为军区司令员的吉江省领导机关迁入洮南。吉江省管辖区为原嫩江省、吉林省以及原松江省所属的14个县（旗）。
   由于东北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吉江省仅存在两个月。1946年3月，苏联红军从沈阳开始撤军回国，为了夺取苏军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接管的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将北满、西满解放区连成一片，东北局于3月17日攻占四平以后，又作出了夺取嫩江省省会齐齐哈尔的战斗部署。
   为了适应这一新任务的要求，中共西满分局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决定将吉江省改为嫩南区，区党政军机关仍驻洮南，并将所辖行政区作了调整。嫩南区所辖地区与嫩江省相配合，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夺取齐齐哈尔，将嫩江解放区连成一片，巩固西满根据地。嫩南区先后组建了5个县大队，并在郭前旗组建了由军区直接指挥的蒙古骑兵团。各县（旗）武装配合军区部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围剿土匪10余股共2000余人。同时推广分地试点经验，将78万余亩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
   嫩南区党委以郭述申为书记，倪志亮仍为军区司令员。区党委组建以后不久，为了实施解放齐齐哈尔市的计划，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决定在富拉尔基由嫩南、嫩江两军区联合组建攻城指挥部，以倪志亮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委，担负攻打齐市的指挥任务。4月24日，攻城开始。驻守齐市的国民党部队虽然配备有坦克、大炮、机枪等重型武器，但人员却大多是收编而来的土匪武装和伪军警，不堪一击。攻城部队很快收复了齐市，歼敌3000余人。5月初，西满分局机关从郑家屯迁人齐市。
齐市解放以后，嫩江省全境为党领导的东北自治军所控制。5月中旬，分局决定撤销嫩南区，郭述申奉调西满分局，任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1946年5月至1947年9月，郭述申在西满分局工作期间，主要抓了干部调配、少数干部的甄别工作、培训基层党的干部和发展新党员，先后举办了3期党员培训班。其间，他还率分局土改工作队到泰来县参加和领导了土改运动。9月中旬，西满分局撤销，郭述申奉调赴哈尔滨，担任了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广播宣传工作，并侧重领导东北新华书店、东北画报社等单位。1948 年3月，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出版了农村通俗刊物《翻身乐》（后改为《新农村》，现为《共产党员》）。郭述申多次为此刊物撰写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文章。
   1948年初，郭述申以极大的热情研究了东北地区党的文艺工作者如何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问题，在开展了充分调查研究以后，于3月2日主持召开了东北党的文艺工作会议。他针对东北地区文艺工作队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重点阐述了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在文艺阵地上如何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帮助文艺工作者端正服务方向。最后，他号召东北文艺工作者“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推动革命更好更快地发展”，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8月，东北局宣传部决定郭述申兼任大学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在东北全境解放后，他同副主任邹鲁风多次深入东北地区的大专院校，向院校负责人和教师作调查研究，征询管理新型大学的意见，帮助学校制定办学方针，解决存在的实际困难。
在此期间，他对东北地区新华书店的建设和业务的拓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他还针对东北农村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教育薄弱的问题，组织编写了《怎样做农村工作》和《关于共产党员的宣传大纲》等学习材料，印发给党员干部学习。
   1949年9月，东北局调郭述申去旅大工作。旅大地区地处辽东半岛拥有著名的工业城市大连和军港旅顺，是东北海防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郭述申到旅大担任了区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他意识到肩负责任的沉重，决心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1949年9月至1952年6月，是郭述申在旅大区党委（1950年10月改为市委）工作的顺利时期。此时，全国解放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旅大的工业生产，市委（区党委）将这一重担交给了郭述申，由他主管工业并兼任市（区）总工会主席职务，全力以赴抓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郭述申先从调查研究基本情况入手，请原在旅大地区工作的领导同志介绍情况，到工业管理部门和工厂、码头找干部群众座谈，听取意见，探讨问题，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基本了解掌握了工人、干部的思想动态，迅速制定了工作方案。在他的主持下，各基层工会普遍建立，并于1949年10月30日召开了旅大区第二届职代会，成立了市总工会，作出了开展群众性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简称“创新”） 的决定下发给各基层工会贯彻执行。12月下旬，区党委专门召开企业干部会议，研究“创新”运动的有关问题，郭述申在会上指出：“ 创新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生产任务。”
   为了将“创新”运动引向深入，在各级工会组织相继成立以后，郭述申便以主要精力深入工厂调查研究，发现、培养和树立先进典型，以典型引路，调动工人群众积极性，推动工业生产。1950年1月至10月间，他先后到大连广和机械厂、旅顺海军修造船厂蹲点，指导厂党委总结王兆达、刘立富两个先进生产小组的经验，并向市委提出应把以转变工人劳动态度为主的“创新运动”，发展到落实生产责任制和工人参加管理的争创先进小组、先进车间（科室、工段）的广泛的“创先”阶段。
   市委听取了汇报以后，先后批转了职工委员会《关于职代会贯彻生产责任制的初步总结》，推广了王兆达、刘立富先进小组的经验和召开职代会以发扬民主、提高工人群众主人翁意识的做法。市委肯定了郭述申这一时期在领导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方面的成功经验。
   郭述申以”创先”运动补充和发展了“创新”运动。运动期间，正值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旅大工人提出了“多车一个螺丝钉，多绞死一个美国鬼”和“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武器”的口号，掀起了广泛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到1951年五一劳动节前，全区已涌现了833人先进小组，仅旅大市区便涌现先进小组294个，先进工作者253人。全区以爱国、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工业生产持续上升。
   为了宣传“两创”运动，郭述申还于百忙之中，连续为《旅大人民日报》撰写了《为什么要从生产小组着手?》和《开好职工代表会议》等社论。1951年4月，他主持召开了市总工会先进小组和先进工作者奖励大会，并向大会发表了题为《推广先进小组的生产经验、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总结》的报告。与此同时，他还对技术人员和工人代表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
   在领导旅大工业生产的实践中，郭述申十分尊重、相信和依靠工人群众。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经常教育工会干部说，工人群众选举你们当干部，你们就是工人群众的公仆，要全心全意为工人群众服务。他遇事找工人群众商量，虚心向工人群众学习，听取他们的意见，他非常欣赏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每年春节或市总工会召开会议时，他都要给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拜年、谈心，给他们敬酒祝愿。他与旅大的工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工人们也对他怀有崇敬和怀念之情，以至他离开大连以后还经常有许多工人、干部到北京看望他。
   在组织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郭述申还担任了市抗美援朝分会的党组书记，领导和组织了旅大地区的抗美援朝工作。到1951年10月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时，全市有80万人在和平公约上签了名，向前线寄发了11万多封慰问信、10万余个慰问袋、235亿元（旧币）捐款，仅工交战线便捐献了十几架战斗机和200万吨粮食。
   1952年6月到1954年7月，是郭述申深受高岗干扰和排挤的时期。高岗身为东北局书记，作风专横跋扈，听不得不同意见。1952年6月23日，高岗派陈伯村到旅大市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工业部部长，并将郭述申兼任的市总工会主席职务免去，改任农委书记兼市委统战部长和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主任、市选举委员会主席、市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等职。这对于一个在领导工业生产方面已经取得经验和成就的主要领导干部来说，受歧视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但是，郭述申从来没有计较这种不公正的对待，仍是尽职尽责地做好和领导好党分给他的分内的每一项工作。在农委书记任内，他不仅主持了旅大农村整党工作，还多次到农村蹲点调查，尤其是在大连甘井子区大辛寨乡杨洪莪农业社蹲点，总结和推广了该社经营管理的经验，特别是财务管理经验。根据旅大临海，渔民人数多的特点，他还重点抓了兴办渔业生产合作社的试点和推广工作。
   高岗问题被揭露以后，郭述申于1954年7月被任命为旅大市委书记（1956年1月改称第一书记）。
   郭述申从1954年起至1957年止，每年都要主持召开一次决定旅大地区党的工作任务的大会。1954 年召开市委扩大会，揭发批判和肃清高岗反党宗派活动在旅大的影响，并以此为动力抓好旅大市各项工作。1955 年召开市党代表会，一方面揭发和批判市委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便改进工作，另一方面研究和采取得力措施为完成1955年的工作任务而奋斗。
   1956 年召开市第一届党代表大会，通过对前一届市委工作的检查和监督，明确了改进工作的方向，并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的的需要，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会，同时抓住当时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这一主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1957年召开了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题是围绕改进工作和改进作风，同时强调加强党的基层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议题，号召全市党员为迎接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新高潮的到来而努力奋斗。
   郭述申认为通过党代表会和代表大会的形式，最有利于发扬党的民主，开展批评，揭发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找出存在问题的根源。同时，他还认为用党代表会议的形式，容易相互启发，沟通思想，形成统一认识，对明确和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十分有利。
   他在主持市委工作以后，在会议发言和工作报告中以及讲课时，总是把作风建设当作一个重要问题。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郭述申始终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好旅大市的各项工作，在他领导下，市委带领全市人民先后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和超额完成了“一五”规划的生产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郭述申始终牢记毛泽东提出的“东北的任务是出干部、出机器”的指示，重视培养人才，把输出干部、出机器、出设备支援全国建设作为旅大市党组织的一项光荣任务。
   旅大市地处海防前哨，郭述申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与领导了旅大防卫区的建设。他曾代表中央严词拒绝了苏联红军撤退时向他提出的要在大连建立1905年日俄战争阵亡的沙俄将士纪念碑的无理要求，亲自主持了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旅大的盛大的群众集会。他以警备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多次参加了警备区建设的重要会议，还亲自部署和组织了一系列的拥军活动。
   1958年初至1963年7月，是郭述申在市委第一书记的职位上，工作越来越困难的时期。1958年是“大跃进”开始的一年，从全党来说，是“左”的思想抬头和逐渐占上风的时期。在这种大气候下，旅大地区有些领导人头脑发热，在辽宁省委某些领导人的支持下，对郭述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做法不能容忍。
   1959年6 月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8周年的报告会上，郭述申作了《提倡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的报告，对“大跃进”中流行的“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唯心主义的浮夸言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一再重申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违反客观规律去盲目蛮干，都不可以把科学和真理当作迷信去破除”。又明确指出：“诚诚恳恳实实在在，没有一点私心，没有一点虚假，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性表现。”
     因此，他主张“必须善于把远大理想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必须同老老实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号召全市党员干部“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看风’说话，事实怎样就怎样，有几分就说几分”“应力求踏实、谦虚谨慎、不务虚名”。
   在党内“左”倾思想影响下，一些同志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处理，郭述申为保护这些同志曾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反右倾”运动中，市委有些领导人根据错误的调查材料，提出让长海县第二书记兼县长马成山立即停职反省，郭述申未予同意。紧接着，省委工作组又来大连调查，认为原市委候补书记、副市长陈少景有严重历史问题，工作上犯有“阶级立场”错误，要求市委对陈作出处理，郭述申又坚持要实事求是地把问题查清定性以后再作处理。
   1962 年9月21日，郭述申主持召开了市委第309次常委会，对牵涉到马成山的长海县是否属于落后县问题再次进行讨论，结果常委会认为对长海县的定性依据和方法都是错误的。郭述申在总结发言中，强调领导干部要耐心听取被处分干部的申诉，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有错必纠。但后来，在“左”倾思想的压制下，市委还是被迫于1963年春，分别将马成山定为“阶级异己分子”，陈少景被定为“叛徒”“特嫌”，都被开除党籍和撤销一切职务（两同志均于1978年平反）。郭述申从组织原则上服从了上述处分决定，但仍然坚持还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查清核实。他的意见未被省、市委采纳。
   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郭述申力图通过党内强调发扬民主的大好时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借以纠正工作中的失误。根据中央精神，开始对“大跃进”“反右倾”以来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在市委举办的第4期与第5期党员干部轮训班上，郭述申讲了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讲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重要性。在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以后，这些工作都被省委工作组和市委某些领导人视为“罪证”，指责他“带头刮翻案风”，“包庇坏人”，“敌我不分”。
   由于郭述申为保护党内一些干部，使省、市委中的某些领导人难以贯彻其错误的领导意图，于是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郭述申，经过大连市委第二届第十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的“揭发、批判”，以犯有“严重的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错误”为名，撤销了郭述申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1964年8月，改组后的市委又向省委报告，将郭述申的错误性质定为“政治上犯了立场性、方向性的严重右倾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要求将郭述申所犯的错误在旅大市全体党员中进行传达。后来通报到辽宁全省党员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部分党员。1979年才得以平反。
   1964年底，郭述申经中央调离大连，闲居北京。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郭述申出席了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1978 年底，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他又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郭述申复出工作时，已年逾古稀，但他仍然以充沛的精力投入纪检工作中去。他坚决拥护并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以及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纪检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卓有成效的努力。
   他先后赴安徽、北京、云南、陕西等省市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为建立和健全地方纪检机构，加强对纪检干部的教育和正确开展纪检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指示。在1981年，他还集中精力参与和领导了对刘少奇、瞿秋白等同志重大冤、假、错案的复核审理和平反昭雪工作以及参加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的审查和结论工作。1982年9月，他列席了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由中纪委副书记退居二线。
   1985年9月，郭述申在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期间，与一部分老同志共同提出了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的请求，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赞许，并得到了会议的批准。10 月间，他开始了离休生活。
   郭述申从中顾委委员退下来时，已经是81岁高龄了。他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对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回顾、关心和期待上。为了对党史、军史、革命史的研究有所补益，他对自己所经历的革命实践活动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对革命回忆录的写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据不完全统计，他从1982年到1994年7月逝世止，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共撰写54篇文章（其中包括和他人合写的文章11篇），还有诗歌10余首，多数文章都在各种报纸和书刊上发表。在此期间他还参与和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审议一些地方党史文稿，并为各地有关部门和单位写了不少题词。
   在其晚年生活里，他还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列席了党的第十三次和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党中央制定大政方针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他还走访老区，出席革命烈士纪念活动，看望老红军和烈士遗属，应邀到他生前曾经任过职的部队看望指战员，给他们讲红军的光荣传统和参加他们的一些庆祝活动。
   1994年7月14日，郭述申在北京病逝，终年90岁。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送别的报道，报道称：“郭述申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他胸襟坦荡、刚直不阿；艰苦朴素、清正廉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11月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刘华清、刘先瑞等4位同志的怀念文章《德高望重功垂青史》，文章称“郭述申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