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春，“孝感高中”第二次复校，作为孝感地区的一所重点高中。几年来，由于遴选教师较认真，考录学生较严格，教学效果较好，毕业生升学率较高，该校已成为省内比较著名的高中之一。

解放前的孝感高中始建于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秋季开学．至今已有三十七年。笔者就耳闻目睹之所知，凭追忆之所得，列举三数事，聊供关心孝感文教的人士以及将来为该校编纂校史者的参考。虽属一鳞半爪，谅非毫无价值的刍荛之言。

文中间有触类所及，涉及域外某些情况者，或可作为了解当年孝感文教情况者的谈资，幸能不以题外浮辞见嗤。追记难免谬误，词语更欠雅洁，尚望高明匡正，力求反映真实情况。

以下分建校、开办和第一次复校三个阶段来谈。

(一)  建  校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湖北省教育厅决定在省内增设千所高中，各地人士，都设法力争能将这所高中设在自己的家乡。孝感人鲁文(字质轩)，当时系我省教育厅、主任秘书，又和厅长王文俊是北大同学，交情笃厚，所以比较顺利地取得胜利，能将这所高中设置在孝感。但是省厅附有条件，即要孝感县自筹建校费用，开办之后，才”拨发经常费用。而当时的孝感县，也因抗战期间，沦陷七八年，民穷财困，加上官吏贪污，地方财政困难，难筹这笔建校巨款。   

        机会凑巧，在这以前的一九四五年，有孝感人朱寿陔，因当过日伪的区长，被捕在狱。他曾请求将他用贪污所得、在汉口所购置的两    幢房屋，捐献给孝感县，听凭处理。那几年，汉口的房屋紧张，铺面尤其难得，租赁或买卖，动辄以金条若干计价。于是原孝感县政府，将那两幢房屋变卖，并决定以此款作建校基金。其买卖时间、价款、经过及主持人等内幕情况，笔者尚不清楚。那两年的县长，先是湖南人傅孟根，后是汉阳人朱懋藩。

        建校经费既有着落，县政府也奉令急于建校，于是在一九四七年春季，伪县长朱懋藩率领教育科长及文教界少数人士先到东郊“文  昌阁”勘寻校址，文昌阁原为古建筑，在抗战前两年，孝感人士曾在这里创办“私立启澴中学”，此时四周教室，多已倾圮败坏，但作为  胜迹的三层高阁，依旧巍然耸立，还有木质楼梯，可上到最高层，远瞰四周。随行的文教界人士，建议此处僻静开阔，建校较适宜。但不久以后，县政府却决定拆除城内的“东岳庙”作为建校基址。主持建校者，始终是伪教育科长沈豫康（孝感北乡人），且于当年夏天建成

上报。

      “东岳庙”原是砖木建筑，结构宏丽，大木巨石不少，外加变卖汉口两幢房屋所得，按当时物价，理应建成一所相当宏大的学校，而结果只建成不大的两层旧式楼房一座，两排作教室用的平房共计六间，一个可容数百员生的“大礼堂”以及少量的附属建筑，如厨房、厕所、门房等，而且全都十分狭小简陋。显然，是教育科长沈豫康一手包办，从中大量贪污，伪县长朱懋藩是否那样干净，也很难说。

        一九四八年暑假，“孝感县教育会”在城关一小举行大会，由理事长董守永领衔，书面提出问题并经大会决议，责成沈豫康公开建校账目，以便“教育会”派人审核清算，否则“教育会”将向法院指名控告贪污。沈豫康闻风丧胆，逃之夭夭，不知所往。开学以后，文教人士，各有所司，理事长改选，由“启澴中学”校长肖华诚继任。当时“启澴”复校不久，筚路蓝缕，事情很忙，而且当事人沈某逃匿无踪，“教育会”的清算建校帐目的决议，就无从实现。是年冬天，伪县长陈宗猷(广西人)还派人清查过此帐，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半年多以后，孝感解放，高中建校的这笔糊涂帐，也就不了了之。

        这所学校，解放后几经扩充建筑，扩大面积，但在六十年代后期，高中停办，就改为“孝感地委党校”。如今的“孝感高中”，则是在

“永新中学”的基础上，改名和扩建而成的，并非原来高中的基址。

        (二) 开  办

        校舍既成，省教育厅便决定将学校命名为“湖北省立孝感高级中学”，按时直接划拨经常费，并于一九四七年初秋调派“郧阳高中”

（省立“八高”）校长卞廷泉来“孝高”充任校长。卞、字渊如，江陵人，北大经济系毕业。一九五七年，还在武昌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同来的，还有教导主任任寿祺（黄陂人，五十年代后期调到“咸宁高中”任教），事务主任汤化容（孝感人，中华大学三十年代毕业）以及若干教职人员。

        卞校长也是我省中学教育界的老前辈，选择师资较严，除了他的所亲所熟的老同事之外，多为名牌大学出身且有教学经验者。不过，当时处于草创阶段，规模很小，开学招生较迟（那时中学是“各自为政”，未行统一招生分配办法），所以开办之后，只招收高一上新生两班，初一上新生两班，四班学生，约近两百名，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外地。第二年（一九四八年）秋季，就只招两班高一学生，没再招收初中生了。卡校长还为学校创作过一支“校歌”。那时文娱活动不受重视，这支校歌，恐怕学生们在当时未必会唱。

        当时学校员生中，虽有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但没听说有组织活动，学生中肯定也有些思想比较进步的，但就一般说或表面看，多是死读书，死读书，并没有什么学生会或自治会之类的组织和活动。

        图书和仪器等也极少，两者甚至都比不上当时县一中所拥有的数量和质量。

        一九四九年春末，解放战争发展更为迅猛，四野大军南下，国民党党政机关及学校，先后纷纷土崩瓦解。卞校长他们将学校的桌椅教具等公物，全部收拾封存，闭锁在校内。将大门等处的钥匙，交由当地的一个看门的工友刘老头保管，外地教职人员，大多一同走向武汉，学生各自回家。学校从一九四七年秋开办到此时，不满四个学期，员生就全部走散，无形瓦解了。在这前后，学生也颇有遥奔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客籍教师，只极个别的因携带家眷，不便远行，便留在城内，和本地员工一同迎接解放。

      （三）  第一次复校

        孝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解放。孝感县人民政府县长饶民太同志率领部队和部分干部进城主持县政。城内各界人士，相约前往欢迎。饶县长随即指定启澴中学校长肖华诚、教师李意诚和一小校长李汉杰三人为孝感教育界临时代表，并参加“孝感人民复工复商复学委员会”。李意诚和一小教师滕星桥则为教育界人士之间的联络者。

        饶县长多次面示各学校迅速采取措施，复校上课，以便安定民心，恢复社会秩序。其他各中小学校，员生绝大多数都是本县人，复校

上课，自少问题。唯独当时作为孝感最高学府的高中，留在城关的员生很少，学生又多散居四乡及外县，原校长等人又不在，困难重重，但又必须同时复校上课。因此，便由三位临时代表“两李一肖”发起，而以李意诚为主，邀集孝感教育界部分人士，在一小校园内聚会座谈，

商议“孝高”复校之事。会上决定成立“孝感高中复校筹备委员会”，推选原“孝感高中”教师董守永为主任委员，具体负责筹备有关事宜。因董守永为四十年代初武大毕业生，解放前在四川、汉口及孝感等地教书六年，并曾两次代表“县教育会”出席“省教育会代表会”，挂名为“省教育会理事会”的“理事”，在当时的县内外教育界，较有声名。

   董守永即席申述困难，同时表示避免窃位擅权之嫌。于是大家又加推“两李一肖”为副主任委员，外加委员数名，以示郑重。由李意诚转报县人民政府批准。于是“孝高复校筹委会”宣告成立，由董守永全面负责。行政上由县文教科科长常烁同志直接领导；不久以后，改由地区文教科领导。科长是杜石夫。

  当时留城的原孝高教师，只事务主任汤化容、数学教师吴学钧<外县人>等几个人，董守永便物色到由四川回乡的王敏兰<女、武大三十年代末化学系毕业>，曾养阶<武大四十年代前期土木工程系毕业>，以及部分教职人员，教师阵容已具，便通告于五月初旬复校上课。

   那期间，各中小学校，无论员工职别，一律由县人民政府按月发给大米七十斤，作为维持个人生计的工资。这种待遇，一直持续到一九五O年秋天才加以调整提高。

 “孝高”原有的两班初中生，则和“启澴中学”学生一起全部并入“孝感一中”，由肖华诚任校长，<肖于一九五一年起改任教育科长>，“启澴中学”停办。“孝高"的本县学生，多有参军参干随大军南下的；外地学生，也只能陆续回校，且不完全，所以开课之初，老生并不很多。但其时武汉处于解放前后时一期，原在武汉求学的高中程度学生，纷纷请求转入“孝高”续学。因而为时不久，渐次增加到高一和高二、三个班，约一百余名高中学生。

到六月下旬，原任卞廷泉校长带同一部分离校的教职人员，持省文教厅的介绍信回孝感，向县人民政府报到。当时对旧人员一般采取的是“原人、原职、原薪”的“三原”政策。但“孝高”又有特殊情况，因此，县文教科长常烁到学校召开诙校解放前后两部分员工的联席座谈会，并指示合并、协同办学，因学期不久就可结束。论理该由卞校长主持校政，但他执意不肯，所以只调整了师资和课程，仍由“筹委会”负责校务事项。

 暑假期间，孝感县中小学全体教师，在城关一小参加“暑期讲习会”，会后分组奔赴四乡去搞“支前”工作。

秋季开学，孝高改由地区文教科领导，卞校长恳辞校长职务获准，留在学校教课。一九五○年春，他请调到“武昌女师”教书。地区行署就调派秘书任鹤宾来校主持，筹组“校务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直到此时，原“复校筹委会”才完全结束。任鹤宾是黄陂人，年逾六十，“武昌高等师院”毕业，解放前到河南老解放区参加革命。他很尊重教师，肯听取有经验的教师的意见。

开学不久，董守永奉派赴应城接洽将“应城高中”。并入“孝感高中”之事。其时，应城的“教师讲习会”尚未结束，校长李国魁一人留校待命。李是北大毕业的，也是我省中学教育界的老前辈。该校的校具、图书、仪器及钢琴等，全部都由应城文教科留用，我们接来该校员生名册、及少数有关资料，返回“孝高”，向有关领导复命。这样，“应城高中”停办，全部学生及部分教师，并入孝高。孝高的学生人数和班级，骤然增加多了。

任鹤宾主委鉴于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很重视文艺宣传活动。教师中也不乏能书善画、擅长歌舞以及较有宣传经验的人才，如美术教师夏载阳、女教师傅钰成、音乐教师王南溪等才艺众多者，学生中人才更众。这样，除开书写校内、外的大量标语和墙报外，学校的文娱宣传活动，也经常搞得十分活跃<其他中小学校，也有不同程度的类似情况>。不仅演出如《兄妹开荒》等等小型歌剧，还彩排演出过如《王贵与李香香》等等的大型歌剧。此外，还和城关其他中小学的教师合作演出过《白毛女》、《血泪仇》等大型歌剧，颇收宣传效果。

在凛冽的寒冬，风雪交加之际，学校还派王南溪等二三教师，率领一队学生，到乡下巡回演出宣传（王是孝感人，抗战期间，曾参加“武汉合唱团”赴南洋群岛进行宣传募捐活动，解放后，由董守永延入“孝感高中”，五十年代，转入“武汉音乐学院”工作），获得较好效果。

此外，学校也注意逐渐充实图书、仪器及教具等设备，并设置专职管理人员。还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教工和学生的思想政治学习，表  彰学习进步快、思想转变大的学生；领导人不定期下班听课，讲求教学方法的改进，以期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这类办法，现在看来虽不  足为奇，而就三十五年前初解放时的学校教育说，这都不能不看作是值得一书的新鲜事儿。

一九四九年寒假，“孝感地区中学教师讲习会”在孝高举行，各县中学教师齐集。其时，“安陆师范”迁来孝感，改名“孝感师范”<是为如今“孝感师专”的前身>，尚未建校，暂在三汊埠“小学”和“二中”等处借地办公。所以在讲习会内，“孝师”和“孝高”两校的领导和教师，合成一个大学习组，由“孝师”的校长翟明远<江苏人，后曾任地区文教科长>主持，会上进行思想批判，相当严肃认真。

一九五O年上期，省文教厅撤并武昌“私立大公中学”等校，并将一部份学生拨入“孝高”就读，其中有高三年级的。嗣后又派在武汉“中原革大”学习期满的朱巨漪来孝高充任校长。朱是在恩施的“国立师范学院”教育系晚期毕业生<其后，曾改调到“孝师”任教>。而原来来的“孝高校委会”依旧，所以在这期间，由任主委和朱校长两人共主校政，一老一少，加上不乏较多经验的教师协助，所以合作办学，颇具声色。

省厅除陆续提升或增派教师外，还特派一个“三人工作组”来孝高驻校数月，曾与语文教师共研语文教材篇目的取舍<作其后“省编语文教材”的参考>，并探讨语文教学方法的改进。

由于“工作组”的倡导，校方的支持。“孝高”在学校对面的一所教会礼堂<如今的“地区卫校门诊部”>内，举行过孝感地区各学校    的“首次公开教学”<当时叫它“观摩教学”>。由某师院中文系毕业的语文教师冯德实主讲白居易的诗篇《缭绫》<语文课本上篇目之一>。这是一次“大型的”观摩教学。听课者，除受教的学生外，还有孝感城乡各校所选派的教师代表，各校的部分领导人、文教部门的有关领导同志及少量的塾师，约二三百人。讲课完毕，再由各单位推选各自的“中心发言人”，在“孝高”会议厅分组坦怀讨论，热烈探究得失。

这次“观摩”及讨论的情况，由“工作组”和学校共同指定某教师加以总结，并责成他于暑假期间，到“孝感一中”去向聚集该校“讲习”的各县的中学教师口头传达，以便推广这种通过“观摩教学”、提高教育质量的经验。

一九五O年暑假，地区文教科撤换“孝高”的原教导主任任寿祺，改派董守永充任，另指派语文教师程铮充教导副主任。程铮是江苏人，原是“武昌体育师专”的讲师，后调至孝高任教。

其后不久，领导上奉令按规定调整员工工资，孝高当时属省级中学待遇，所以平均工资远较“县级”中学为高，一般高出约达百分之三十以上。

这年暑期，孝高首届两班学生结业。随即有相当一部份<百分比不详>考升“武汉大学”等大专院校，其中有数名于今在武汉及别地的高等院校充任副教授等重要职称。另有部分学生，如今则在祖国各地如北京、武汉以及孝感家乡工作、教学或充当中层干部。

这种“开门红”的升学成绩，当时学校诸领导及各教师自然全都感到欣慰，从而更为奋发。

那时，学校内还没有共产党员，自然没有党组织。所以，“孝高”奉命举办首次“暑假青年学园”，便由正副教导主任董守永和程铮以及事务主任汤化容等人负责筹办。

一九五O年下期，“共青团”>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团委工作人员王蔚林和“湖北省学联”副主席某君<不记姓名>两人奉派来孝高长期驻校，深入学生和教师之间，稍后，在校首次建立“共青团”和“学生会”的组织，并由上级指定“团友”程铮兼任“团支书”。孝感地区的这些首批学生团员，其后很多成为本省各地、各校建团的骨干份子。

“学生会”组成后，则由高三学生傅绍华<孝感人>担任主席。（傅绍华现为武汉市教育局中教处长）。

为了筹组“孝感地区教育工作者工会”，不仅由领导上传达“省教工会”的有关规定和指示，“省教工会”还委派副主席孟兰生来孝感，在“孝高”召集孝感中小学教师讲过话，这位孟副主席，是武昌人。一九四二年起的“地下党员”（曾在“武大”的法律系和哲学系肄业几年）。

以上是孝感高中建校经过及解放前与解放初期办学的概况，由于局限于笔者所知，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老孝高”及谙熟孝高情况同仁，予以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