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忧患，从血泪中汲取奋进力量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要不要在国歌中保留？66年前，人民政协委员和国家领导人之间就产生过一场争论。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蒋家王朝，新中国即将成立，可以享太平了，还需要继续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吗？

毛泽东、周恩来等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一定要把这句话保留在国歌中，而且要一代接一代地传唱下去。

告别苦难，走向辉煌，为什么坚持这句话不能丢？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回首这段往事，联想起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坎坷命运，让我们思考许多许多……

    

一个民族最大的忧患是缺乏忧患，最大的危机是目无危机——

沉睡的中国一次次挨打

卢沟桥，位于北京城西南仅仅15公里。

这里，不是中国的边关；这里，更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然而就在这中国的腹地，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陆相杉山元在卢沟桥事变时向裕仁天皇保证，日本陆军可以“在1个月内打垮中国”；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判定：3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

日本侵略者狂妄的背后，是“东方睡狮”挨打后的依旧麻木不醒。

甲午前夜，沉醉于“洋务运动”繁荣表象中的清政府自大地认为，“以我堂堂天朝幅员之广，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打败“蕞尔小邦”轻而易举。没曾想，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水陆交绥，战无一胜”，清廷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从表面上看，“泱泱大国”败于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三岛倭奴”；从国民精神深处看，是养尊处优的自满顽疾败给了有充分思想和物质准备的侵略者。

沉沦甲午，“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使部分有识之士纷纷开展救亡运动、唤醒国人。然而，历经维新、革命，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还没有在全体中国人中间形成，仍停留于“精英在觉醒，大众在沉睡”的状态。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1905年，陈天华愤而蹈海自尽，以“恐同胞之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然而，当时和之后趁乱起家的一个个旧军阀，置国家危亡于不顾，为了地盘和利益互相混战。梁启超曾痛切地指出：“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引入了国民理念，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甲午战争开始，日本人对国家号召一呼而应，就连娼妓也甘愿将她们的皮肉钱捐献出来。

日本人管国旗中的红心叫“日本丸”，而《现代汉语词典》中“丸”的解释是球形的小东西。“日本丸”意识，使日本人危机意识根深蒂固。列岛沉没论、资源匮乏论、生存危机论等在日本长期盛行，与此相伴的便是日本对外侵略野心的不断膨胀。

鲜明的对比警醒人：一个民族最大的忧患是缺乏忧患，最大的危机是目无危机。

安而忘危，危不知危，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文化基因：九一八事变元凶、关东军大佐板垣征四郎在事变前对部下训话说：“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它不过是在一个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日本人写的《支那论》说当时的中国人似蚯蚓，“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

七七事变，实际上是甲午战争的延续；甲午国殇，为七七事变埋下了祸种。

日本《世界》月刊里有这样一篇报道：“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中，日本从清朝索取了折合当时日本金额5.1亿日元的巨额赔款。这相当于当时清朝政府两年半的岁入，是日本明治政府1893年岁出的3.8倍。日本由此尝到了战争的甜头，于是日本把它全部用于八幡制铁所的建设和准备全面侵华战争的扩充战备上。”

凭借甲午赔款，日本一方面从娃娃开始洗脑，培养了30年后全面侵略中国的后备军；另一方面大造军舰、炮弹和机械，军力急剧扩张。当这个“蕞尔小邦”蒸蒸日上之际，中国早已一落千里了。

以中国为自己崛起跳板的日本，竭力鼓吹大和民族有权统治世界，于是向中国张开了血盆大口，加快了鲸吞的脚步——

      1900年，日军参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蹂躏南满。

      1914年，在龙口登陆，攻占了胶州湾。

      1928年，攻入济南制造“五三”惨案。

      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

      1932年，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

 

一个民族最大的力量来自觉醒，最大的胜利源于万众一心——

忧患的中国化血泪为刀枪

踏过东北三省，踏过华北大地，踏过上海、南京……在辽阔的中国国土上，日寇狼奔豕突，铁蹄踏过，血流成河，屠刀所向，尸骨成山，仅在南京就有30万生灵惨遭杀戮，同胞的鲜血染红了浩浩长江。

生存还是毁灭，独立还是亡国，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严峻问题。

存亡绝续的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绝我族类”的狼子野心，警醒那些尚在沉睡和被蒙蔽的国人。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迅速动员武装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大众，一致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战则存，降则亡”。中国共产党人的呼唤，让全国人民彻底明白，面对日本侵略者，无论怎样善良地忍让都不能求得和平；奋起抗战，不畏牺牲，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和荣光。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以“血战到底的气概”，迸发出一个民族向死而生、自强不息的磅礴力量。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下达如此作战命令。14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抵御日军的枪炮，左权、彭雪枫、杨靖宇、赵一曼、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等一个个抗日英雄，或沥血孤营，或横刀敌阵，或裂身银汉，或碎首沙场。1937年9月19日《大公报》载文说：“今天的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为了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能达到。” 

“我们年老残废，再也不能扛枪打鬼子，谨献两块大洋，买几粒子弹。”1938年，武汉一场抗战献金运动中，两位腿部伤残的辛亥老兵，拄着木棍爬上台。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

“抗日咱全家都得上，别人家出钱，咱把儿子都叫回来打鬼子吧。”1940年4月，一位叫邓玉芬的母亲让丈夫带着5个孩子走上抗日前线，最后父子６人全部战死沙场。新四军六支队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三兄弟在与日寇作战中先后壮烈牺牲，他们的母亲强忍悲痛说：“我和儿媳要把4个孙子培养成人，让他们长大后精忠报国！”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把兵当……浩荡的抗日洪流直奔击敌寇的战场。

“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是对祖国的大不忠”，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身处海外的1000多万侨胞，慷慨解囊，一些家庭主妇捐献菜金、变卖首饰，少年儿童捐出糖果钱；数万侨胞返回祖国，直接奔赴杀敌战场。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不仅在岛内开展了艰苦悲壮的抗日斗争，还有5万多人渡海翻山，回到祖国大陆参战。

觊觎了中国400年的日本侵略者，万万没有预料到，此时他们所面对的，已不是甲午战争时的中国，不是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中国，也不是他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中国了。法国作家古列久在评述中国抗战时感叹说：“民族的精神，在受到侵略时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

抗日战争的最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觉醒。正如习主席所深刻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血火中一路走来，锤炼了共产党人一种永恒的坚守——

心怀忧患才能从苦难走向辉煌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1945年7月，抗战即将胜利，作为国民参政员的黄炎培应邀赴延安考察时，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深谈。对此，毛泽东坚定应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历史周期率”，蕴含着洞察历史的智慧和居安思危的忧患。

早在1944年，当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最后的胜利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续4天刊载了《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为迎接胜利，应对可能出现的新的危险，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号召，要求同志们“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顺时不忘隐忧、居安须防危乱作为宝贵的历史经验，滋养了古今中外一个个自强不息的民族。浴血牺牲、一路血火走来的共产党人，更加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历史辩证法。已经建党94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无数个“最危险的时候”、战胜了无数次危机的一个奥秘：始终满怀忧患意识，始终坚持砥砺前行。

1950年，新中国满目疮痍，百业待举，但面对烧到鸭绿江边的战火，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出兵抗美援朝。“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出了军威国威。一位军事学者评论说，如果没有这一仗，就没有新中国60多年来的和平发展环境。

“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新中国成立不久，面对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威胁与核讹诈，毛泽东说：“对于原子弹，第一我们不怕，第二我们反对核武器，第三为了抵抗核垄断，我们也要掌握原子弹”。

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为什么还要发展核武器？毛泽东讲，“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这个东西”；邓小平说，我们没有发射原子弹，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逆境之忧不易，顺境之忧更难。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同时更是一个充满忧患的时代。民族要生存、国家要发展、党要前进，一刻也离不开忧患意识。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主席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并多次向全党全国全军发出居安思危的告诫——

谈党建，“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

谈经济，“既要坚定必胜信心，又要增强忧患意识”，“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

谈国家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谈边海防，“强化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大局意识，勇于作为，敢于担当”。

谈外事，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

“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回首抗战烽火岁月，回首60多年新中国发展史、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凡事有底线思维，常怀忧患之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应对与战胜各种风险考验的思想保证，也是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心路历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强国强军需要强化忧患意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现在，强军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肩上。要挑起这副担子，必须敢于担当……”习主席深刻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翻阅抗日战争史，每一页都透着6个大字：要强国、要强军！

抗战胜利后，一位国际友人提醒我们：中国大害在弱之一字；国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

一个民族再多久没有流血，也不能淡漠了血色记忆。唐代学者陆贽言：“多难兴邦者，涉庶事之艰而知敕慎也。”敕慎，就是自我告诫与警醒。没有卧薪尝胆、没有常备不懈、没有警钟长鸣，多难不仅不能兴邦，留下的只能尽是苦难。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对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而言，置之死地而后生可贵，更可贵的是识祸患于未萌，时刻保持着面向未来的忧患意识。

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但前进征途并非一帆风顺，变化中充满变数，契机中潜藏着危机。

这种危机，是“马放南山”的醉享太平。我军30多年没有打仗，国民“无敌国外患”的和平麻痹思想渐生渐长，人们爱听利好消息，无论风险多么现实，在潜意识里也会反感或回避，结果对忧患熟视无睹。这种情绪不克服，就会随着和平期的延长而蔓延；这个周期越长，忧患意识衰减度越大，越可能消磨“天生为打仗”的血性和斗志，埋下自满、苟安、忘战、被击败的危险。

这种危机，是面对各种诱惑的信仰迷失。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了，一些人忘记了眼前的好日子是先烈的粉身碎骨、血肉忠魂而换来，面对权力、金钱、美色，没有党性、官德、人格，什么手都敢伸、什么出格的事都敢干，成为“三观”尽毁的“蛀虫”。

这种危机，是意识形态领域对我的拔根去魂。一些“带路党”，披着合法外衣，使用多种伎俩动摇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妄图在中国搞“颜色革命”“政治转基因”。

这种危机，是日本军国主义妄图死灰复燃。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做着为战争罪行翻案、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痴梦，一步步架空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

忧患催生责任，使命呼唤担当。听党指挥、绝对忠诚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通过能打胜仗具体体现；践行宗旨也不是一个空泛的表态，而是要通过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充分彰显。

战争年代，我们说：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今天，努力建设一支“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支撑。

准备打仗先向“和平积习”开刀。去年以来，全军深入开展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广大官兵强化战斗队思想，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不断推动战斗力标准立起来、落下去。聚焦“两个差距很大”“两个能力不够”，全军部队两年多来，举行了百余场实战化联合作战、体系作战和对抗演习演练，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态势，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一声令下，能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抗战硝烟虽已散去，历史警钟仍在长鸣，中国人民受欺凌、被奴役的因由切不能模糊、更不能淡忘，人民军队要时刻铭记——

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