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张国焘抵鄂豫皖后，开始贯彻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他以太上皇自居，全面否定鄂豫皖边区的一切成就。他为“来一个根本的转变”，首先撤销了鄂豫皖特委，原特委书记曾中生靠边站，组成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下子把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大权抓到手中。接着对县、区、乡党、政、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进行“改造”。其改造的方针：一是以出身划线，将一些出身成分高的领导干部及一般成员大都“清洗”；二是以文化程度划线，凡属知识分子的干部大都“撤换”。陂孝北县委、县苏及群团组织领导成员被“清洗”“撤换”达40%以上，区、乡的比例更大。

一、血腥的“肃反”运动

1931年8月，中央分局政治保卫局在红军医院中，破获了一个证据并不确凿的所谓“AB团”(AB团是国民党潜伏在苏区的特务组织)。张国焘大肆喧染，硬说鄂豫皖革命队伍中“必然有一批反革命的极大组织”。于是政治保卫局按照张国焘的意图，大抓“AB团”“改组派”，张国焘的“肃反”既不依靠各级党组织，也不发动群众，专靠直接控制的保卫局进行大捕大杀，大搞刑讯逼供，把“肃反”无限扩大。肃反开始是在部队进行的，1932年1月后扩大到地方，大批县、区、乡、村的优秀干部被“肃”掉。仅1932年1月至10月，陂孝北县委书记换了5个，县苏主席换了8个，十三区区委和区苏领导成员在同一时期进行3次大换班，39名干部无辜被杀。十一区被杀12人，七区被杀16人，松花区被杀13人，六区被杀6人。地方武装指战员被杀者多达200余人。

张国焘在“肃反”中无辜杀掉的并不是“AB团““改组派”，大都是地方党政军的优秀干部、苏区的开创人，因而引起广大干部的强烈不满。孝感县十二区在1932年3月无辜杀掉区农会成员18人后，引起了群众和干部的强烈愤怒，干群联名上告保卫局。中央分局不但不支持干部的正确诉求，反而又有21名干部惨遭杀害，制造了轰动孝感的“小河事件”。从此以后，群众干部再也不上告，凡是保卫局来的人就打就赶，与之进行了殊死地斗争。

张国焘自作主张的“改造”“肃反”运动，使大批地方党政军优秀干部被无辜“清洗”杀害，搞得人人自危，党员也相互戒备，组织生活被迫停止，党的各级领导核心瓦解，党政军无人敢主事，苏区各项工作陷入停顿状态，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被张国焘执行的“左倾”路线压下去了，给孝感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带来极大危害，苏区的革命元气大伤。

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32年6月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中央苏区采取守势，抽调主力向鄂豫皖和洪湖苏区进攻，主要锋芒对准鄂豫皖苏区。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并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以稳打稳扎的战术，于6月开始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然而张国焘被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敌人作了极其错误的估计，抛出荒谬的“偏师说”，他以中央分局军委主席的身份，置徐向前等同志的正确意见而不顾，命令红军“坚决争取进攻的政策”，一举夺取“中心城市”，迅速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从而导致苏区在强敌进攻面前处于毫无准备的被动地位，致使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失败。

当8月初的麻城战役，8月中旬的七里坪战役，9月初的新集战役相继失利以后，张国焘由盲目轻敌突然变为惊慌失措，极力散布悲观论调，制造失败主义的空气。张国焘违反黄柴畈会议精神，不作任何政治动员和物资准备，也不报告中央，不通知鄂豫皖省委负责人沈泽民，未留下必要的主力部队，匆匆而逃，远征川陕。

二、苏区军民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孝感苏区军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孝感苏区是遭国民党军队进剿最早的地区之一。1932年6月上旬，国民党十四军之十师就侵占了孝感城。当月13日，敌八十三师首先打响了“围剿”苏区的枪声，进犯青山口、黄家冲。7月2日，进犯青石板。7月7日，进犯十二区、松花区。9月，敌十、八十三和新编四十师开始全面进攻孝感苏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陂孝北独立团、赤卫军和河口独立团、赤卫军互相配合，凭着环境熟、群众支持和机动灵活的优势，迅速组成小分队，神出鬼没四处袭击来犯之敌，为人民群众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8月中旬，当七里坪战斗打响后，县委在面临大敌进攻的情况下，顾全大局，抽调地方武装和赤卫队主力投入战斗，随后又参加新集战斗。这两次战斗，独立团和赤卫队的不少指战员英勇牺牲。独立团返回陂孝北时，正值国民党八十八师进攻夏店，独立团不顾疲劳，在高家咀与敌激战，歼敌一个连，但伤亡较大。8月下旬，陂孝北独立团和赤卫队进攻青山口地主还乡团，俘敌100余人，击毙大队长李玉书。

9月中旬，敌又增加新编四十、八十二两师，分四路进攻孝感苏区，陂孝北独立团和赤卫队进行了顽强的战斗，汉界岭一仗，独立团又牺牲指战员70多人。下旬，陂孝北独立团、赤卫军又在汪洋店同国民党五十八师激战一天，打击敌人后主动转移。

在各次战斗中，孝感苏区的人民群众主动组织起来投入战斗，抢救伤员，送弹送饭，给反“围剿”斗争极大的支援。在地方武装和赤卫军灵活广泛地袭扰敌军的同时，苏区的广大人民，避入深山。敌军所到之处，找不到老百姓，生活陷入困难重重地境地。入夜，地方武装和赤卫军组成许多战斗小组，到处袭击和骚扰敌人，使敌一夕数惊，惶恐不安，最后不得不龟缩到城镇去。

三、敌人的血腥镇压和反攻倒算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撤后，国民党“围剿”部队和地方反动分子勾结一起，对孝感苏区实行空前未有的血腥镇压。

年底，国民党“围剿”部队蜂踊而至，孝感苏区绝大部分被敌占领，区、乡、党、政、群团和赤卫队组织被捣毁，县级党政军组织也被冲散。少数县、区、乡干部和地方武装只能在崇山峻岭、岩洞深谷中顽强地坚持斗争。此时，孝感苏区只剩大、小悟山一带。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推行了血腥的“民尽匪尽”的方针，在“血洗大别山！”“铲除干净，绝尽根苗”的口号下，残酷地进行“清剿”。敌人将孝感划分了三个“清剿”区：会亭河、大小悟山、黄草山为一“清剿”区，敌军一零五师六团一营屯粮筑堡，常期驻守，坐镇“清剿”；笔架山、姚家山、滚子河、观音岩为另一“清剿”区，敌一零五师六十三团屯粮筑碉，驻守“清剿”；青山口，周家畈，东阳岗为又一“清剿”区，敌一零五师六团一部屯粮筑碉反复“清剿”，并严令驻剿部队“派人搜，扫荡匪区，捣毁老巢，务绝根株。”

早在1932年6月中旬，孝感首当其冲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当敌军进至周巷区时，将已隐蔽在高山的108名群众诱骗下山，带到周巷镇集体枪杀，制造了震惊孝感的周巷“六·二零”惨案。下旬，河口县第六区妇女主席张玉清在敌人进攻苏区时，为掩护群众撤退不幸被捉，带到黄家大湾，她被绑在一棵大树上，残酷折磨，敌仍一无所获。最后敌人残忍地将其腹部剖开挖出小孩，张玉清壮烈牺牲。同时，小河溪反共老手刘梅溪勾结国民党进剿军，率清乡团在刘家河一夜竟杀死128人，杀绝了七户，连三岁的小孩都未能幸免。又一次在会亭河仅妇女被杀就有73人，老百姓说:“会亭河的水红了几天”。刘梅溪的爪牙胡子洲曾定出赏金，杀死一个人赏一元大洋，因此一天内就有80多名农民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

当敌人四处找不到红军时，就把气出在红军家属和贫农妇女身上。他们在杀人的同时，清乡团带着白军到处强奸妇女，据说在30岁到40岁的贫农妇女没有被强奸过的很少。胡子洲曾带领几个清乡团丁将一红军的妻子拖到山洞，9人轮奸后，将一枚手榴弹塞进其阴道，残忍地将这名红军家属炸得粉碎。

1933年7月，洪湖苏区的红三军北上京襄以后，云孝县苏维埃政权全部解体，原孝感县南部湖区三个乡遭到国民党部队的血洗，绝大部分苏区干部和红军家属惨遭杀害。随后，国民党“铲共义勇队”和“清乡团”纠集毛陈渡、梁家畈一带的红学数千人对湖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清剿”，隐蔽在芦苇中的易海子、陈昌国等苏区干部不幸被捕，带到苏家台子、梁家桥等地惨遭杀害。

随着国民党对苏区的大举“围剿”，一些土地革命时逃亡在外和留在苏区的土豪劣绅，纷纷组织“返乡团”“铲共队”对贫雇农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他们不仅夺回了分给农民的田地，而且还要索追租课，不但索追还要本上加本，利上加利。这样算起来，一石田每年贫雇农被交租课10石谷、两石麦。而当时的田地在丰年每亩也收不到10石谷5石麦。于是，农民只好把自己原有的田地交给或租给地主。王家大湾的贫农王元大原租种了胡三浦9斗田，倒算后王元大把自己原有的两斗田和一头水牛白白送给地主还不够。就这样，更多的田地被地主劣绅夺去了。除此以外，地主劣绅和反动派还强加大量的劳役和田赋在农民身上。农民在做苦工和劳役时既无工资又无饭吃，而田赋却一加再加，如刘梅溪曾强迫群众一次交纳三年的田赋，广大劳动人民已被榨得血枯肉尽仍在死亡线上挣扎。

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疯狂的反攻倒算，虽然给劳苦大众带来无限地痛苦，但是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反动派的本性，激起了他们更加强烈的阶级仇恨，孕育着更加汹涌的革命风暴。

四、游击武装的建立和反“清剿”斗争

敌人的大“围剿”“大屠杀”吓不倒共产党人，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同舟共济，在腥风血雨中搏击、苦斗。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出苏区后，留在苏区的中共鄂豫皖省委负责人沈泽民、郭述申等，帮助建立了中共鄂东北道委。道委成立后，首先通过各种方法同坚持在各地被打散的县委成员取得联系。11月，在光山坚持斗争的陂孝北县委书记刘述金与道委取得联系后，马上通过联系将被打散分别坚持在大、小悟山等地的部分县委成员及部分区、乡干部和赤卫队员，陆续集中于光山，统一陂孝北地区的党、政、军组织，坚持陂孝北地区的斗争。在刘述金的组织下，重建了陂孝北县委和陂孝北游击大队，刘述金任县委书记、李仁宝任县苏主席。1933年春，红二十五军先后在郭家河、杨泗寨取得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各地方武装也积极打击敌人，由于反“清剿”斗争节节胜利，迫使深入根据地中心的敌军急忙后撤。但由于省委继续执行错误的“肃反”路线，在不到一年内陂孝北县委书记连续换了4人，极大地影响了陂孝北县委工作的开展，迫使反“清剿”斗争处于被动局而。1934年秋，中共罗陂孝特委成立，县委工作的被动局面才有所好转，陂孝北地区的反“清剿”斗争又出现了新局面。

中共陂孝北县委重新组建后，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及时地将各地陆续转移到大悟山的赤卫队、赤卫军统一起来，成立了陂孝北游击大队，大队长周志强，教导员汪菊玉(女)，有200余人枪。这是在反动派大屠杀、大“清剿”中，陂孝北地区诞生的一支人民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反“清剿”斗争。

1932年10月，国民党大举“围剿”苏区时，陂孝北独立团配合红军东征西战已是伤痕累累，指战员伤亡过半。独立团曾经被敌军冲散，被冲散后的指战员除少数不坚定分子逃跑外，而绝大多数指战员仍然陆续归队，有的以连为战斗单位，有的以排为战斗单位，有的以班为战斗单位或临时组成战斗小组，继续坚持斗争在崇山峻岭之中。鉴此，原陂孝北县委独立师师长汤献寿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波，陆续将冲散的指战员重新集中起来，并转移到大山的群众中，动员了一批青壮年入伍，重新组建了陂孝北独立团，团长李仕望、张成记(后)，政委汤献寿、刘述金（后)，有人枪400余。陂孝北独立团的重建，给广大干部和转移到山中的群众以极大地鼓舞。

游击武装的广泛建立，使鄂东北的反“清剿”斗争力量大大增强，各地游击武装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斗争，积极活动于敌人据点之间，袭扰敌人，镇压反动分子，破坏敌人交通和电话线，打乱敌人“清剿”部署。特别是每到深夜枪声四起，使敌人惊恐难安。1933年1月，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为了剿灭大别山地区红军，将孝感东北部的芳家畈、阳平口、二郎店、汪洋店、姚家店、双桥镇、大新店、娘娘顶、三里城等地区划入新建的礼山县，集中力量对该区开展“清剿”。为适应反“清剿”斗争需要，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将鄂东北游击武装统一起来，先后扩编了7个独立师和游击部队。同月，中共陂孝北县委遵照道委和总司令部的指示，以陂孝北独立团为基础，再一次在群众中动员一批青壮年参军，在大悟山正式组建了鄂东北二路游击师，师长汤献寿、政委刘述金。下辖16、17、18团和特务团，全师指战员700余人。二路游击师的组建，使陂孝北和河口地区的反“清剿”斗争的力量大为增强，指挥更加集中统一，战术更加灵活，“反清剿”斗争形势逐渐好转。2月，汤献寿却在“肃反”中被错杀，由陂孝北苏维埃主席李仁保接任师长。

1932年初冬，国民党一个营进剿小悟山，陂孝北游击大队立即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四面打枪，八方摇旗，敌军摸不清虚实，仓惶撤退。

1933年1月下旬，国民党某部一个团，从河口出发，对陂孝北地区开展“清剿”。二路游击师十八团发觉后，很快作了战斗部署，一部埋伏在敌军必经之路的高山两侧，一部迅速转移敌后尾随敌军，当敌军进至滑石桥时，十八团突然吹响了冲锋号，向敌发起猛烈进攻，敌误认为红军主力打回来了，一时乱了阵脚，十八团四处追击敌军，一举击溃该军，大大增强了指战员反“清剿”斗争的信心。不久，二路游击师获知，国民党八十三师一个连进驻熊集，师部抓住战机发起进攻，围歼了该连敌军。几天后，二路游击师奉命开赴五岳山，配合红二十军某营阻击国民党的进攻，战士们卧在雪地里，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坚守阵地一天一夜，后敌出动飞机增援，我军主动撤出战斗，战斗中十八团政委陈正仁、一营营长汪义芝等英勇牺牲。1933年1月中旬，陂孝北游击大队在二路游击师的配合下，进攻十二区大公会一带“清乡团”，一举全歼该反动地方武装，处死反动乡长杨幼平，打击一批地主劣绅没收其粮食和财物，狠狠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同月，陂孝北独立团进攻槐河店“铲共义勇队”，全歼该敌，缴长枪8支，子弹300余发。接着又打垮姚家山帅楚乔民团，俘敌7名，缴长短枪9支。2月转战罗山，打垮郑九皋民团，烧毁敌铁铺五家祠碉堡，缴长短枪27支、子弹460余发。2月，二路游击师返回大、小悟山。一天，敌八十三师派队“清剿”大悟山。敌尖兵营在前，大部队隐蔽在后，十二区苏维埃负责人发现敌尖兵营，立即派人向红二十五军首长报告有小股敌人向会亭河开来。军首长即令二路游击师师长汤献寿围歼该敌。当汤献寿率队抵大悟山顶用望远镜一看，发现大股敌军从会亭河、水灌冲、白果树湾向大悟山包抄而来，红军陷于三面包围之中。面对严峻形势，汤献寿当机立断，决定趁敌还未发现之前马上撤退，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于是马上命令部队迅速向东转移，终于摆脱了敌军的包围。当部队撤至四汊河时，保卫局以“畏敌不前”和“改组派”的罪名当即将汤献寿杀害。汤献寿，孝感小悟人，1930年参加革命，是孝感独立团的创始人之一。这位优秀的地方武装指挥员的被错误杀害，无疑是陂孝北区乃至鄂东北地区反“清剿”斗争的一大损失。

    1933年2月，陂孝北独立小分队乘夜偷袭敌东阳岗碉堡，毙敌兵2名，火烧敌明堡后迅速撤出战斗。7月，陂孝北游击大队在青山口阻击敌人进山“清剿”的战斗中，遭敌重围，指战员大多数奋战身亡，血染青山口。为报仇雪恨，同月独立团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击破青山口守敌。陂孝北游击武装机动灵活地反“清剿”斗争，惊扰了敌人，打乱了敌军“清剿”部署，遏制了敌军的“清剿”。

在这种特殊困难条件下，陂孝北地区能与敌“清剿”相抗衡的游击武装只有二路游击师，在陂孝北地区反“清剿”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红军连续取得反“清剿”斗争的胜利，鄂豫皖省委负责人逐渐滋长了轻敌冒进的思想，贸然作出攻打七里坪的决定。5月2日，七里坪战役开始，二路游击师奉命投入七里坪战斗，由于七里坪攻不下，红军粮食发生因难，鄂东北道委即令二路游击师负责筹粮。师部受命后，立即组织征粮运粮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完成征粮任务，支援了战斗。6月上旬，红二十五军从七里坪撤围，二路游击师随二十五军转战麻城、黄安、光山等地。

5月，二路游击师17团进攻大小悟山“清乡团”第七中队，一举打垮该中队，击毙中队长及士兵40余人，缴获一部分枪支弹药。6月，鄂东北独立团在出击平汉线过程中，在七区双峰山消灭石云生“返乡团”，缴枪10余支。7月，二路游击师一举消灭贾家冲“铲共义勇队”，敌死伤数十人，击毙该队队长李玉书，处死恶霸地主吴天柱。陂孝北地方武装袭击和消灭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及其反动分子战斗的节节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惊。二路游击师返回陂孝北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交通线、电话线，撬毁铁路，袭击敌驻部队，反动派惊呼“赤匪犹如春笋怒发，遍地皆是。”

可惜的是1933年4月，鄂豫皖省委继续执行错误的“肃反”政策，二路游击师师长李仁保、政委刘述金及十八团团长汪松桥、营长蔡国平等100多名指战员在继续“肃反”中被错误杀害，一时导致游击师军事干部奇缺，战斗力削弱。

7月，蒋介石鉴于对苏区的“清剿”“屡扑屡起”，又集中14师又2个旅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围剿”孝感苏区的国民党第一零五师二旅第六、六三一两个团。六团一营进剿会亭河、大悟山、黄草山、凤凰山；六三一团进剿笔架山、姚家山、观音岩、陈家冲；六团二、三营进剿青山口、周家畈、东阳岗、矿山。

1933年10月，红二十五军按照省委新的斗争方针，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打击进剿之敌。先后在宣化店、禹王城、彭新店、杨家店、会亭河、观音岩等地重创“围剿”之敌，歼敌千余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受挫。

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在敌我力量过分悬殊的形势下，经过了两年的反“清剿”斗争，虽然粉碎了蒋介石“彻底肃清”红军的计划，但根据地已大部陷入敌手，红军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1934年秋，红二十五军奉命实行战略转移，责成省委委员、省苏维埃主席高敬亭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